“中华文明”论的思想史意义

    姜义华老师的三本著作《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华文明的经脉》和《中华文明的鼎新》合为一帙，以《中华文明三论》为题重新出版。拿到了汇成一函的三大本书，随手翻看，发现增加了一些内容，譬如姜老师怀念南怀瑾先生和何炳棣先生的文章。这两位先生是姜老师的老朋友，在海外影响非常大。南先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何炳棣先生是著名学者，某种程度上姜老师把何先生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他年逾九十，来清华做演讲，讲的却是他最新研究的学术成果，而非寥寥经验之谈，这是真正的学者。他身上有着特殊的气质，对学术，对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严谨，并在这过程中渗透了现实情怀，学人风骨与为人情怀相融在一起，让人心生敬意。”虽然说的是何先生，但我觉得也可以把这段话理解为姜老师的“夫子自况”。“中华文明三论”重新集结出版，如果熟悉这套书的话，不仅可以看书中主要的思想，还能够从增补的这些文章——这些文章也许看上去和思想论述似乎不具有那么直接的相关性——深切地感受到姜老师作为学者的人间情怀和理论背后的人文关怀。

    我这次重读“中华文明三论”，和之前的感受略有不同，觉得可以从当代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发现姜老师“三论”的贡献。所谓“当代思想史”，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至今30年的思想史。《中华文明三论》确实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不过，要更好地理解姜老师的思想价值，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把姜老师所讨论的问题放到当代思想史的语境中来看，才能更加凸显他的理论贡献。

    无须讳言，近30年的思想史不乏争论，表面上看，姜老师在书中似乎没有和谁争论或批判某人的观点，其实，他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有潜在的对话对象，是与当代思想史重要的思想潮流进行讨论和商榷，离开了对话的对象，可能很难理解姜老师思想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姜老师在书中提到，《中华文明的根柢》是“三书”的起点，来源于2011年也即辛亥革命百年，他写了一篇长篇论文《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老总陈昕先生看了论文之后，给他打电话，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写一本书。2011年是一个关键年份，往前推20年，是1991年，可以看作是“当代思想史”的起点，往后推10年，就是2021年。和“当代思想史”3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也和辛亥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姜老师论著与当代思想史的关系。具体来说，我认为，姜老师的“中华文明三论”至少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与当代思想史重要论争密切相关。

    首先，第一个问题要追溯到1991年。这一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海外一位学者做了一个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和保守》的演讲，演讲发表以后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其核心观点就是晚清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激进化的道路。他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巨石滚峻坂，一块大石头从陡峭的山坡上加速度滚下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一路激进，不可阻挡，对传统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这种批判“激进化”的思想1990年代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得到不少人认同，姜老师是少有的旗帜鲜明地与之对话的大陆学者。他不同意这位先生的观点，也不同意1980年代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姜老师认为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广义的中国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离开了中国革命将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不是太“激进”了，而是遭遇到形形色色的“保守”势力。从1991年到2011年，20年过去了，围绕激进和保守，争论还在继续，姜老师2011年论“辛亥革命”的文章也要摆在这个脉络中才能体现其独特的价值。当时关于辛亥革命的理解，有一种保守的观点颇有市场，那就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不是来自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的不断起义，而是源于清朝皇帝的“清帝逊位诏书”，在这个意义上，袁世凯比孙中山重要，康有为也比章太炎重要，辛亥革命就是中国的光荣革命，是保守的胜利而非激进的胜利。如果了解了这一语境，那么姜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对话性也就一目了然了。需要强调的是，姜老师对中华文明根柢的发掘，是与他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明必然经过中国革命的创造性转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他超越了激进和保守的二元对立，在革命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鼎新”。

    其次，是“三农”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当代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也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姜老师2011年讨论辛亥革命的文章，着重指出，辛亥革命各种看似现代化的方案最终难免失败，在中国无法真正扎下根，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国农村，不了解中国小农经济，不了解中国农民，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我想，这是姜老师理解的“三农”问题，某种意义上，是比当年所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村真危险”更根本的“三农”问题。1992年姜老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一本书《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这本书可能因为在香港出版，知道的人不多，但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百年蹒跚》涉及的是，中华文明传统既然与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那么，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小农经济是否能够通过自身的转化实现现代化，还是需要从根本上克服小农经济才能走向现代化？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决定了对待中华文明传统的不同态度：假如必须抛弃小农经济才能走向现代化，那么中华文明传统就是现代化的障碍，所谓“补课说”也具有了合理性；如果小农经济能够通过自我转化实现现代化，那么中华文明传统也就成为现代化的基础。譬如有些日本学者虽然认为中国现代性——他们习惯的表述是“中国的近代”——可以追溯到晚明，然而，正如岛田虔次指出的，从晚明而来的“中国近代思维”不幸遭遇了“挫折”，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也不可能延续到近代。所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传统并不拥有现代化的前景。然而，姜老师的《百年蹒跚》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提示的——“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恰恰要证明小农经济经过自我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走向现代化，只不过，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诉诸个人意识和市民社会的西方式现代化，而是通过“民土”“农国”和土地革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本书中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部分，分别讨论了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正是《天朝田亩制度》、“民生主义”和“土地革命”等近代以来的革命运动促成小农经济的现代转化，这意味着追溯到晚明的“中国近代思维”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怎样应对个人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日益严峻的土地危机。我不知道姜老师当年写这本书时，是不是看过沟口雄三的相关论述，但他的思路和沟口的论述确实具有某种呼应。沟口雄三不同意岛田虔次所谓“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历史地看，从传统而来的中国现代化虽然也有彷徨与徘徊，但并不是完全遭受“挫折”，而是最终在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开花结果”。姜老师和沟口从“土地问题”的角度，为重新理解“三农问题”提供了历史深度，90年代“三农问题”的提出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但要解决“小农中国”的现代化，还是需要姜老师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宏观的文明论述。

    第三则是“何谓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和辛亥革命有关。这些年来所谓“辛亥革命”的“新论”，强调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性，除了试图把“辛亥革命”解释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另一个目的是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建立在“清帝逊位”的基础上，这样一来，“中华民国”可以直接继承清朝的全部疆域。如果按照革命党人“反清复明”的“光复”诉求，只能恢复明朝的关内十八行省，那么以长城为界，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都将不在“中华民国”的疆域内。如此一来，确实需要高度重视清朝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重视清朝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海外“新清史”研究质疑“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正统性，或如美国学者从征服王朝的角度强调清朝的“内亚性”，或如日本学者从“满蒙研究”的传统指出清朝带给“中华”的“混迷”，由此催生了形形色色的“解构中国”的说法，而且，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乃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都与上述“解构中国”的论述有关。只有在把握了为什么“何谓中国”会成为如此重大问题的思想史脉络，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姜老师之所以把“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柢之一”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从继承传统来看，强调放弃建立汉族单一民族国家诉求，坚持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其核心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长期互动、融合和发展，铸就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文明基础；另一方面就现代更新而言，百年来世界体系的变化，不断促成各种形态的“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古老的帝国解体了，诞生了无数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只有“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奇迹般地在转化过程中保持了自身的“统一性”：“原先以君主为代表的王朝体系经过辛亥革命毕竟被打倒了，大一统国家体系从此开始了一个复杂的再造或重构过程，在再造与重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机构，许多旧的机构也改换了新的名词，承担了新的职能，但大一统的主要核心环节都仍然承续下来。这一成功的再造与承续，正是中华文明得以复兴的‘基本保证’。”姜老师用他大气磅礴的论述，响亮地回答了“何谓中国”的问题，在当代思想史论争中留下了个性鲜明的一笔。

    姜老师的“中华文明三论”其实是一套并不那么好读的大书，因为在那些看似平易的论断背后，既有深厚的学术来源，更有现实的对话对象，假如仅仅关注姜老师书中的正面论述，可能会忽略他的讨论具有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因此，很有必要重申“中华文明”论的思想史意义。由此看来，姜老师的“中华文明三论”不是一般性的文明史论述，或者简单地梳理中华文明的特质，而是深刻地汇入到近30年来当代中国思想的激烈辩论中，同时，也显著地标识出当代思想史上姜老师独一无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