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自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紊乱无序的天下从此井然有序。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儒家体系下,衣襟不可反,右衽乎? 左衽乎? 此乃夷夏之别,不可马虎行事。清人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坚信只有汉族在服饰上与之认同,才会戮力同心。
从这一文化统绪打量辛亥前夜第三次来到东京的鲁迅,其精神面貌令人为之一振,已非出于初度东京断发明志的时代激愤。鲁迅的好友许寿裳1947年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告诉我们,1911年,亲往日本接新婚的周作人回国的鲁迅,“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
独出心裁? 这难道不是春秋季节,每一个路遇男子都会穿的短风衣吗? 且慢,还是将时间轴调到110年前,彼时革命如南社文人,还在幻想赶走满族,恢复汉官威仪,峨冠博带,广袖飘然;激进如剪辫留学生,西装革履地回到故园,却成了父老乡亲眼中的“假洋鬼子”;威严如北洋政府则颁布了《服制案》,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服之一……
那么,鲁迅是如何面对穿衣问题的呢?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5卷,卷首有张照片一目了然。青年鲁迅,短发平头,背手昂立,略微侧过脸庞,目光充满了希冀。他的衣襟没有严格遵循向左开还是向右开,而是直接当中开缝,对襟、暗扣,简洁、熨帖。照片下面注明“在绍兴时摄(1912)”。
实际上,这正是鲁迅第三次来到东京时所拍摄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有一副装帧精良的照片,可看到同样着装的鲁迅半身照,衬页上写着“一九一一年在东京时照”。在小住东京的半个月时间里,鲁迅专门设计了这款服装,特意找到西装裁缝精心制作,然后穿着它到东京“中钵”照相馆,留影两张。我们不妨称之为“树人装”。
从悠长的历史看过来,“树人装”完全颠覆了先王教化,无视什么合乎礼仪,融合了日式学生装元素,很日常,很实用,乃至很时尚。日常到十几年后有了类似风格的中山装,实用到绵延一个世纪,中山装早成历史,而“树人装”仍占据各阶层普通男子的春秋衣橱。
鲁迅涉足服装设计,展示的不只是天赋巧思,而是以厚重的历史做底子,体现出不凡的文化眼光和超前的现代意识。由此可见,服饰不只是提供了某种个性化的外表,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现代性的表达。
然而,纵览鲁迅短暂的一生,影像中的先生最常穿的却不是“树人装”,而是长袍、长衫,正像他用了整个后半世的金不换毛笔一样,成为一种文化姿态。而他设计的唯一的这款“树人装”甚至仅仅存在于这帧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