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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贵
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学界重视，研究成果可谓丰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陈翰笙的清苑农村调查，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的河北盐山县150户、平山县152户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四十年代加拿大学者柯鲁克夫妇对武安市十里店的农村社会调查，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对河北省饶阳县耿长锁与五公村为个案的调查等，都以河北农村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杨学新教授等编著的《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以集体化时期典型村社（五公村）与人物（耿长锁）为研究对象，通过口述史方式，再现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河北省典型村社变迁和发展的路径、特征和影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上述调查研究范式的传承和研究内容的赓续与拓展。
近几年来，集体化时期城乡社会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民间文献搜集和整理的成果时有出现，但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明显滞后，而此项工作因为当事人的年龄增加，记忆和资料的遗失加速，如不及时进行抢救式推进，若干年后，遗憾将无从弥补。杨学新所带领的团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踪走访了与耿长锁有过共同工作与生活经历的百余位当事人和知情者，特别是他的家属、亲友、老同事以及当年的老社员等。内容基本涵盖了集体化时期五公村的方方面面，立体式、“原生态”展示了五公村农业发展道路与农民的农业生产及乡村生活。
在口述资料整理过程中，作者充分利用了馆藏档案，做到了档案资料与口述资料及其相关民间文献的结合，对一些典型事件进行了考证，对一些关键人物进行了回访调查，坚持“点”和“面”相结合，实现了相互印证和有效补充。
自1943年五公村创办第一个土地合伙组以后，耿长锁带领五公村社员走合作化道路，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1978年美国学者弗里曼等对五公村的村民进行了十年的调查走访，编写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杨学新及其团队在走访过程中，关注弗里曼等走访过的人、调查过的事，对一些典型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比较和印证。
新中国建立后，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对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予以普遍认同与拥护。当然也有对某些工作内心的不适应，思想认识上出现了迷茫。该书以真切质朴的感情展现了放映员、广播员、技术员、交通员、讲解员、材料员、会计、赤脚医生等对那段岁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在访谈中，作者一方面关注普通农民的生活境遇及其对国家制度的认知和态度，记录了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激情、渴望与酸甜苦辣；另一方面，也关注乡村社会精英的角色和地位问题，特别是其在处理事关乡村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复杂的心理演变。作者通过多元化群体对当时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回忆与描述，为我们再现了集体化时期农民在追求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生活状态及心理变化。
集体化时期，我们国家为共同富裕做了诸多尝试与探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河北省亦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的典型村社与人物。耿长锁与五公村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耿长锁也被毛泽东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同期还有“整个国家的形象”王国藩与“穷棒子”社、“当代愚公”张贵顺与沙石峪、“五亿农民的方向”王玉坤与南王庄、“强的支部”南会村与王志琪、“最美奋斗者”吕玉兰与东留善固村等等。这些基层党员干部在带领群众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廉洁奉公、造福为民，构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基层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谱系。杨学新教授将鲜活的口述资料放置于我国社会主义建立、进行共同富裕艰辛探索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以身边人、身边事、普通人、普通事充实了此前模糊、粗线条的历史记载，同时对准确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意蕴和实践路径选择，以及弘扬革命传统，开展“四史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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