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中国小说史的发生之作

    《燕丹子》是一部成书较早的古小说，学界对其时代、作者诸问题向来多有关注，论者甚众，未有定谳。叶岗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小说史研究，他新近出版的《〈燕丹子〉研究》一书，对《燕丹子》作了综合性的考辨，并就中国小说的发生进路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索。

    《燕丹子》演绎了燕太子丹招募荆轲入秦行刺秦王这一著名历史事件。《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对此事亦有记载。三个文本间的异同现象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惟有厘清《燕丹子》与《荆轲传》《战国策》的关系，方能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研究。《〈燕丹子〉研究》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方面，作者从成书情况入手，推断三者并非互为因袭。其论据囊括多种材料，首要为《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刘向的《战国策书录》，它们分别叙述了《史记》和《战国策》的成书情况。作者条分缕析，指出《荆轲传》是太史公利用外书编纂，而《战国策》是刘向据中书整理。这显示出《荆轲传》和《战国策》的差异似乎是由于它们的材料来源同中有异，而非两者互有因袭。作者还讨论了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这一出土文献，经仔细比对，可知《战国纵横家书》作为记录战国故事的一种传抄本，其原本虽非《史记》《战国策》内容的直接来源，但与其原本相似的其他传抄本则为《史记》《战国策》所承袭，这造成了《史记》《战国策》二书的某些相似之处。同时，虽然《燕丹子》的内容未见于《战国纵横家书》，但两者在语言风格和用词方面较为相近，故《燕丹子》的材料来源很可能也是与《战国纵横家书》相类似的其他传抄本。

    另一方面，作者以全本对读的方式比较了《燕丹子》《荆轲传》《战国策》三种文本，各种差异同样昭示着《燕丹子》与《荆轲传》《战国策》有着不同的材料来源。也只有通过此法，《燕丹子》不同于《荆轲传》《战国策》的虚构性、民间性等文学特征才得以更清楚地显现。

    对《燕丹子》成书年代和编作者的考定，是叶著的一大重要成果。关于《燕丹子》的成书年代，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叶著先驳后立，指出将《燕丹子》的成书时代定位在西汉中期以后的看法，在论据上存在缺陷。同时，考虑到《燕丹子》是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作的，那么，在战国末年以及秦朝，受时代影响，时人将荆轲和太子丹想象为正面形象的可能性较低，有关他们正面事迹的民间传说自然也难以流传，故“战国末年-秦朝说”难以成立。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多个角度论证汉初文人邹阳可能是《燕丹子》的编作者。现存邹阳作品表明他对荆轲刺秦一事极为熟悉，作品主旨与《燕丹子》多有暗合之处。作者更考证出《汉志》中两条存目所涉及的文章应是邹阳所作，两篇文章或在内容或在文风上与《燕丹子》较为相近，这作为本书的一项重要发现，更进一步强化了邹阳与《燕丹子》的联系。

    此外，战国时期的游士传统在汉初有一定程度的回归，邹阳本人虽曾游仕吴、梁二国，却未能一展宏愿，无论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都有助于促使邹阳产生编作《燕丹子》的动机；《史记》《汉书》均高度评价了他的品格和才智，其人格魅力和思想观念是他编作《燕丹子》的内驱力。

    虽如作者所言，该书对编作者的考证只是一种初步研究，其结论也只是一种可能性，然作者的推论谨慎而周密，不失为一种较合理的解释。

    《燕丹子》成书虽早，但达到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叶著以文本为中心，参考史书记载和古今学界的批评，从主题表现、形象塑造和风格营造三方面分析了《燕丹子》的文学成就。书中在前人基础上作更深入的探讨，如肯定了小说复仇主题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批驳了古往今来人们对太子丹复仇行为的误解。该书多有新见，如对太子丹形象复杂性的分析，作者认为他性格中的矛盾成分应是编作者有意点化的，其中寄托了编作者对他所处现实的思考。

    鉴于《燕丹子》的文学成就，该篇小说在小说史的地位当须重新评价。当前学界多沿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概念来探讨中国古代小说，并将其分为“目录学小说”与“文学性小说”，在这种小说史观中，《燕丹子》作为“目录学小说”并无文学意义。然而中国古代小说具有民族性，简单套用西方的小说概念，难以把握中国小说史各类复杂现象，也难以厘清小说文体民族化的脉络。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叶著全面总结了《汉志》的小说理论，提出有必要借助“中国小说发生期”这一概念来探究小说史的起点问题，并认为宜将“目录学小说”与“文学性小说”看作一个整体。如此，成于小说发生期的《燕丹子》，其小说史地位得以显现。正如胡应麟等古今学者所认为的，杂传小说史始于《燕丹子》。书中围绕作品本身，考以后世小说作品，指出《燕丹子》在为杂传小说树立典范、确立民族化小说文体、开创题材类型化小说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通读《〈燕丹子〉研究》，可见其资料宏富、考证翔实；既关注作品本身、析解文本，又钩稽史料、以史证文，同时还放眼于小说史，多创新见。叶著推进了《燕丹子》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对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