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书局的三重关系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1886-1941）这样讲到。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在其110年历史上，无论早期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教科书出版，还是1958年以来的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以及新时代作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镇的作为，中华书局对国家社会进步贡献甚巨。110年华诞之际，中华书局的作者、员工以“我与中华”为题讲述他们与中华的缘分故事。本报将陆续刊出。——编者

    ■刘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与中华书局有三重关系。

    第一是读者。从读研究生开始，老师就说买新印古籍要先买中华书局的，中华书局没有，再买其他出版社的。这样，我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学的）书架上太半都是中华书局的书，而且直到今天，我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跟学生也是说买书要先看中华书局有没有。

    第二是员工。1991年博士生毕业，我去书局求职，导师启功先生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这封信记得是跟他老人家说了后，第二天就让我去家中取的。取的时候启先生一句句地念给我听，还拿笔在一句话的旁边添了一个字。这样，我就顺利进了书局，从这年的7月到1999年12月，在局里工作了8年多。后来，书局要在早年《启功丛稿》一卷本的基础上出版多卷本，就安排我来承担编务，我将之视作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启先生在前言中还特别提到“此次拙作《丛稿》再版，重编分卷以及篇目安排、文字校订，多承刘石先生相与商酌，用力极大”云云。我引这段话是想让世人看看前辈为人师者的行事之风！

    第三是作者。2007年，书局约请袁行霈先生组织班子，编写一套《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与他主编的面向21世纪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配套使用，宋辽金部分即命我来主编。我想着也就200多篇，找人不易，统稿也麻烦，干脆就一人独力完成算了。这套教材出版后，多所学校取用之，每年重印，直到今天，我觉得还是同类教材中较为理想的一种。

    后来我开始整理《法书要录》，利用老员工的便利，建议由我在书局时的同事和挚友刘彦捷做责编。刘彦捷对我是既宽容又严格，宽容是指容忍我一次次地拖延交稿，严格是挑出了不计其数的问题。书在2021年出版后，入选当年度书局“双十佳”。我跟她说，要说也应当，我不行，你还不行吗？

    有了这三重关系，中华书局之于我就与大多数人不完全一样了。有多少人和事令人难忘。不怕挂一漏万，就象征性地举几桩吧。

    傅璇琮先生。启先生请傅先生做我的论文答辩主席后，我就开始向傅先生请教了，到书局后不消说更方便受到傅先生各方面的指导。有一天傅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笑呵呵地递我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个雕花的玻璃盘，原来，这是送我的新婚礼物！ 后来我工作的具体部门发生变化，傅先生觉得再呆下去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利，居然完全没有跟我通气，就向清华大学中文系推荐了我。当我第一次接到清华中文系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见见面聊一聊时，我还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许逸民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就听许先生说，中华书局什么人的稿都敢退，只要你有把握。还说，他就刚刚退了一位老先生的稿。这个老先生的名字我当然记得，但不敢说出来。许先生的这句话，体现出了书局人的底气，也体现出了书局人的敬业。后来，当我在处理一些稿子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每每拿这句话给自己打气。我长期在许先生手下工作，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就直接表达，他都不以为意。有一次路上遇到他和他的老伴，见我右手绑着纱布，询问之下知是做饭时火苗灼伤了手。结果当天晚上，许先生亲自登门，送上了一大袋馒头，说是老伴交待的，手伤了不方便做饭，先凑合几天吧。许先生的老伴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在这里默祷她安息！

    刘宗汉先生。传说刘先生当年考取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而且排名第一，但他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并没有去读。他这个年辈的学者，已经是新中国后接受的高等教育了，专门家多，博学家少，刘先生不然，他的学问十分广博，旧学功底相当深厚，很有比他还长一辈半辈的学者的风范。有不懂而又不知上哪儿去查的，我第一时间就去请教刘先生，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去年写一篇谈古人书仪的文章，我和一位朋友产生了分歧，我说书信中足下一词当用在上对下，朋友说从秦汉开始就有用于下对上或平辈之间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一个语辞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含义和用法往往迭经变化，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处理呢？ 刘先生不假思索地解答，民国以降使用的书仪是明清之交形成的，我们今天如果仿作，就应该参照这一时段的用法，就是说，足下一词是用于上对下，而不宜反过来。

    还有一点应当提及的，当年我和刘先生家住上下楼，犬子出生后，刘先生来家看望。他看着婴儿床里的娃娃说，令公子长得挺端正啊，就叫端端吧。我们一听觉得挺好，长相端正固然重要，品行端正更是必须，于是就真取为犬子的小名了！

    徐俊。我刚进书局时徐俊兄就是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我的直接领导。后来官越当越大，直到当了书局的掌门人。我离开书局后，他也曾离开过一段时间，不久上级要他回去，我劝他别回啦，在社科院做研究有更好的条件。他毫不犹豫地说，领导的信任辜负了不合适，再说自己对书局是有感情的。我刚到书局不久，要求年轻人献血，派到了我身上。我都做好献的准备了，突然又通知不用献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徐俊兄说的，人家单身，献了血回家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先别献了吧。对同事细心如此，让我感动。

    刘彦捷和张家珍。办公室这两位女同事都比我年轻，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强。当时刚兴用电脑，王码、郑码之类的输入法甚多。是她俩坚决跟我说，一定要学五笔输入法，学的时候虽然难点，学好了就一劳永逸。看我有畏难情绪，就鼓励我说，我们教你，我们俩一天就掌握了，估计你时间得长点儿，三天吧。我心想，我能比你们笨三倍？ 学！ 终于，我在第四天学会了！

    刘彦捷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不是拿这个吓人，我只是想说明她的古文献功底深厚那是有原因的。她的最大问题是功名心不强，不想着凭自己扎实的学力做学术大厦的栋梁、椽子也罢了，连砖瓦也不愿做，只愿做砖瓦的钩缝剂。经她手的稿子，她总能挑出别人不见得能挑出的问题。她有一回说，我辛辛苦苦给某某的稿子挑了一堆错，他好像听不大明白，听明白了也不领情，还说我耽误了出版的进度！ 有一次在一个项目评审会上，正好碰见了那位先生的申请材料，我就脱口而说，这申请不行。旁边的人奇怪，你这不是还没看材料吗？ 我说，不用看，刘彦捷早说过了！

    匡亚明先生。我们当年都尊称为匡老。匡老是我平生最尊敬的兼老革命、老学者于一身的老前辈。他是1926年的共产党员。他1992年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三任组长，当时就谋划创办一种杂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来我才知道，创办这个杂志的想法，至迟在延安就萌芽了！ 古籍小组一直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办事机构，我就从文学编辑室抽调到古籍小组办公室，参与杂志的创刊和编辑。

    匡老人在南京，有时会来北京，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去南京汇报工作。他对待年轻人一次也不曾疾言厉色，交待工作态度明朗，语气却十分温婉。有一次他留我们在家用饭，席间我看他老人家高兴，就趁机说，匡老，想跟您要一样东西，匡老应声问道，是字吗？ 我应声而答，不是，是您新出的《孔子评传》，于是我就得到了一本签名本《孔子评传》。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就直后悔，深切地感觉脑子不转弯是多么要命！ 要知道，匡老的书法当时就十分抢手，现在更是珍如拱璧了！

    周绚隆。有人看到这儿会说了，周绚隆来书局没多久，跟你有什么关系？ 殊不知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编辑而至副总编辑，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在他老东家那里出的两种东西，《苏轼词选》和《诗画之间》，都是他约的或大笔一挥定的。他到书局时间是不长，但我知道他的学术能力、从业经验和工作作风，可望为这个百年老号续写辉煌！ 新近梁佩兰事件的快速处置，我虽不知内情，但从坦直真诚的态度、雷厉风行的风格看，觉得像是他的手笔。所以，我写他，可不能看作是对他作为书局继任掌门人的攀附夤缘，要说是，也只能说是对我度过8年青春的中华书局的攀附夤缘！ 更何况，这篇回忆文章是他专门打电话来要我写的，还没听完我扭捏的推脱，就说我要开会了，你必须得写，挂了挂了，电话就挂了。既然文章是他让我写的，不写写他，合适吗？

    篇幅不容许我的回忆继续下去了，最后取李世民、李治父子《圣教序并记》里的句子，集成一付八言联，表达我对书局110年华诞诚挚的赞颂和由衷的祝愿：

    截伪续真，随机化物瞻奇仰异，照古腾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