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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4月06日 星期三

    我与中华书局的三重关系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4月06日   14 版)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1886-1941)这样讲到。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在其110年历史上,无论早期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教科书出版,还是1958年以来的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以及新时代作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镇的作为,中华书局对国家社会进步贡献甚巨。110年华诞之际,中华书局的作者、员工以“我与中华”为题讲述他们与中华的缘分故事。本报将陆续刊出。——编者

        ■刘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与中华书局有三重关系。

        第一是读者。从读研究生开始,老师就说买新印古籍要先买中华书局的,中华书局没有,再买其他出版社的。这样,我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学的)书架上太半都是中华书局的书,而且直到今天,我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跟学生也是说买书要先看中华书局有没有。

        第二是员工。1991年博士生毕业,我去书局求职,导师启功先生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这封信记得是跟他老人家说了后,第二天就让我去家中取的。取的时候启先生一句句地念给我听,还拿笔在一句话的旁边添了一个字。这样,我就顺利进了书局,从这年的7月到1999年12月,在局里工作了8年多。后来,书局要在早年《启功丛稿》一卷本的基础上出版多卷本,就安排我来承担编务,我将之视作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启先生在前言中还特别提到“此次拙作《丛稿》再版,重编分卷以及篇目安排、文字校订,多承刘石先生相与商酌,用力极大”云云。我引这段话是想让世人看看前辈为人师者的行事之风!

        第三是作者。2007年,书局约请袁行霈先生组织班子,编写一套《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与他主编的面向21世纪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配套使用,宋辽金部分即命我来主编。我想着也就200多篇,找人不易,统稿也麻烦,干脆就一人独力完成算了。这套教材出版后,多所学校取用之,每年重印,直到今天,我觉得还是同类教材中较为理想的一种。

        后来我开始整理《法书要录》,利用老员工的便利,建议由我在书局时的同事和挚友刘彦捷做责编。刘彦捷对我是既宽容又严格,宽容是指容忍我一次次地拖延交稿,严格是挑出了不计其数的问题。书在2021年出版后,入选当年度书局“双十佳”。我跟她说,要说也应当,我不行,你还不行吗?

        有了这三重关系,中华书局之于我就与大多数人不完全一样了。有多少人和事令人难忘。不怕挂一漏万,就象征性地举几桩吧。

        傅璇琮先生。启先生请傅先生做我的论文答辩主席后,我就开始向傅先生请教了,到书局后不消说更方便受到傅先生各方面的指导。有一天傅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笑呵呵地递我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个雕花的玻璃盘,原来,这是送我的新婚礼物! 后来我工作的具体部门发生变化,傅先生觉得再呆下去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利,居然完全没有跟我通气,就向清华大学中文系推荐了我。当我第一次接到清华中文系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见见面聊一聊时,我还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许逸民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就听许先生说,中华书局什么人的稿都敢退,只要你有把握。还说,他就刚刚退了一位老先生的稿。这个老先生的名字我当然记得,但不敢说出来。许先生的这句话,体现出了书局人的底气,也体现出了书局人的敬业。后来,当我在处理一些稿子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每每拿这句话给自己打气。我长期在许先生手下工作,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就直接表达,他都不以为意。有一次路上遇到他和他的老伴,见我右手绑着纱布,询问之下知是做饭时火苗灼伤了手。结果当天晚上,许先生亲自登门,送上了一大袋馒头,说是老伴交待的,手伤了不方便做饭,先凑合几天吧。许先生的老伴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在这里默祷她安息!

        刘宗汉先生。传说刘先生当年考取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而且排名第一,但他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并没有去读。他这个年辈的学者,已经是新中国后接受的高等教育了,专门家多,博学家少,刘先生不然,他的学问十分广博,旧学功底相当深厚,很有比他还长一辈半辈的学者的风范。有不懂而又不知上哪儿去查的,我第一时间就去请教刘先生,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去年写一篇谈古人书仪的文章,我和一位朋友产生了分歧,我说书信中足下一词当用在上对下,朋友说从秦汉开始就有用于下对上或平辈之间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一个语辞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含义和用法往往迭经变化,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处理呢? 刘先生不假思索地解答,民国以降使用的书仪是明清之交形成的,我们今天如果仿作,就应该参照这一时段的用法,就是说,足下一词是用于上对下,而不宜反过来。

        还有一点应当提及的,当年我和刘先生家住上下楼,犬子出生后,刘先生来家看望。他看着婴儿床里的娃娃说,令公子长得挺端正啊,就叫端端吧。我们一听觉得挺好,长相端正固然重要,品行端正更是必须,于是就真取为犬子的小名了!

        徐俊。我刚进书局时徐俊兄就是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我的直接领导。后来官越当越大,直到当了书局的掌门人。我离开书局后,他也曾离开过一段时间,不久上级要他回去,我劝他别回啦,在社科院做研究有更好的条件。他毫不犹豫地说,领导的信任辜负了不合适,再说自己对书局是有感情的。我刚到书局不久,要求年轻人献血,派到了我身上。我都做好献的准备了,突然又通知不用献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徐俊兄说的,人家单身,献了血回家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先别献了吧。对同事细心如此,让我感动。

        刘彦捷和张家珍。办公室这两位女同事都比我年轻,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强。当时刚兴用电脑,王码、郑码之类的输入法甚多。是她俩坚决跟我说,一定要学五笔输入法,学的时候虽然难点,学好了就一劳永逸。看我有畏难情绪,就鼓励我说,我们教你,我们俩一天就掌握了,估计你时间得长点儿,三天吧。我心想,我能比你们笨三倍? 学! 终于,我在第四天学会了!

        刘彦捷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不是拿这个吓人,我只是想说明她的古文献功底深厚那是有原因的。她的最大问题是功名心不强,不想着凭自己扎实的学力做学术大厦的栋梁、椽子也罢了,连砖瓦也不愿做,只愿做砖瓦的钩缝剂。经她手的稿子,她总能挑出别人不见得能挑出的问题。她有一回说,我辛辛苦苦给某某的稿子挑了一堆错,他好像听不大明白,听明白了也不领情,还说我耽误了出版的进度! 有一次在一个项目评审会上,正好碰见了那位先生的申请材料,我就脱口而说,这申请不行。旁边的人奇怪,你这不是还没看材料吗? 我说,不用看,刘彦捷早说过了!

        匡亚明先生。我们当年都尊称为匡老。匡老是我平生最尊敬的兼老革命、老学者于一身的老前辈。他是1926年的共产党员。他1992年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三任组长,当时就谋划创办一种杂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来我才知道,创办这个杂志的想法,至迟在延安就萌芽了! 古籍小组一直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办事机构,我就从文学编辑室抽调到古籍小组办公室,参与杂志的创刊和编辑。

        匡老人在南京,有时会来北京,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去南京汇报工作。他对待年轻人一次也不曾疾言厉色,交待工作态度明朗,语气却十分温婉。有一次他留我们在家用饭,席间我看他老人家高兴,就趁机说,匡老,想跟您要一样东西,匡老应声问道,是字吗? 我应声而答,不是,是您新出的《孔子评传》,于是我就得到了一本签名本《孔子评传》。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就直后悔,深切地感觉脑子不转弯是多么要命! 要知道,匡老的书法当时就十分抢手,现在更是珍如拱璧了!

        周绚隆。有人看到这儿会说了,周绚隆来书局没多久,跟你有什么关系? 殊不知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编辑而至副总编辑,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在他老东家那里出的两种东西,《苏轼词选》和《诗画之间》,都是他约的或大笔一挥定的。他到书局时间是不长,但我知道他的学术能力、从业经验和工作作风,可望为这个百年老号续写辉煌! 新近梁佩兰事件的快速处置,我虽不知内情,但从坦直真诚的态度、雷厉风行的风格看,觉得像是他的手笔。所以,我写他,可不能看作是对他作为书局继任掌门人的攀附夤缘,要说是,也只能说是对我度过8年青春的中华书局的攀附夤缘! 更何况,这篇回忆文章是他专门打电话来要我写的,还没听完我扭捏的推脱,就说我要开会了,你必须得写,挂了挂了,电话就挂了。既然文章是他让我写的,不写写他,合适吗?

        篇幅不容许我的回忆继续下去了,最后取李世民、李治父子《圣教序并记》里的句子,集成一付八言联,表达我对书局110年华诞诚挚的赞颂和由衷的祝愿:

        截伪续真,随机化物瞻奇仰异,照古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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