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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4月06日 星期三

    “黄鹤”“白云”孰优孰劣?

    ——崔颢《黄鹤楼》首句异文考辨

    宁源声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4月06日   05 版)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题为《黄鹤楼》的七律,赋予黄鹤楼以精神魂魄,历岁月而常新,行天下而不朽,是令黄鹤楼享誉古今的名诗,其作者是唐代诗人崔颢。此诗借乘鹤传说起兴,抒写思仙怀古的感慨和日暮江上的乡思。全诗一气呵成,自然超妙,句法回环递进,声调悠扬流畅,感情真挚淳厚,历来备受激赏。传说李白游黄鹤楼,想赋诗一首,及见崔颢此诗,大为惊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为之搁笔。在唐代众多诗人诗作中,获得过李白如此叹服殊荣的,唯有崔颢此诗。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当代名诗论家李元洛先生指出:“此诗之所以在众多咏黄鹤楼的诗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冠,原因在于诗人以生花之笔,抒写了辽阔深远的时空感和苍茫邈远的宇宙感,并且由大及小,对中国诗歌的传统母题‘乡愁’作了新颖的表现。”(《诗国神游》)在王兆鹏教授《唐诗排行榜》列出的一百首唐诗中,它高居第一名。

        此诗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处异文,首句“黄鹤去”一作“白云去”,次句“此地空余”一作“兹地空遗”,六句“芳草萋萋”一作“春草萋萋”,七句“何处是”一作“何处在”,八句“烟波”一作“烟花”。相对而言,后面几句的异文彼此意思相去不远,人们也不怎么计较,可不作讨论。人们争议较大的是首句的异文,究竟是作“白云去”为宜,还是作“黄鹤去”为宜?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了几百年,迄今尚无定论。

        回顾国内近几十年来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注本,以及相关专著,可以看到,几乎都选录了崔颢这首《黄鹤楼》,其中首句选择“昔人已乘黄鹤去”文本的占了绝大多数。比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吴熊和等《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不同,出版社不同,出书日期有先有后,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首句一律取“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即对选择这一文本的理由并没有作出说明,只是在注释中说“一作‘白云’”(有的干脆不作注释)。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林庚、冯沅君先生就在注释中特别指出:“一作‘白云’,误。”又,马茂元先生在注释中特意引录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的一句话,作为选择“黄鹤去”文本的依据:“起句云‘乘鹤’,故下云‘空馀’,若作‘白云’,则突如其来,不见文字安顿之妙矣”。

        相比之下,崔诗首句选择“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唐诗选本、注本,就管见所及,只有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和韩经太主编《中国名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三种。其中,刘著从版本学的角度,申述了选择“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理由:

        起句“昔人已乘白云去”,欻然而来,飘然而去,语气口吻中透露出对仙人飘然远举的向往歆慕。“白云”,自明代中叶以来诸家选本、总集及评论均作“黄鹤”,但唐人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至宋初《文苑英华》,南宋《唐诗纪事》,再到《瀛奎律髓》《唐诗鼓吹》,再到明初《唐诗品汇》,无一例外均作“白云”,可以确证崔颢原诗首句定当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作“黄鹤”者乃明代中叶的选本如《唐诗解》的擅改。金圣叹说:“若起手未写黄鹤,已先写一白云,白云出于何典耶?”其实,这句的白云正是用《庄子·天地》“乘彼白云,游于帝乡”的熟典,用来写仙人乘云远举而去,可谓十分切合,可惜历来的注家因成见在胸,都忽略了。纪昀则谓:“改首句‘黄鹤’为‘白云’,则三句‘黄鹤’无根,饴山老人(赵执信)批《唐诗鼓吹》论之详矣。”此说初看颇似有理,实则作者意中,“乘白云”与“驾黄鹤”而上仙界本是一事,“昔人已乘白云去”,亦即昔人已乘白云驾黄鹤而上仙界之意,为与下句“此地空余黄鹤楼”构成对仗,故单提“白云”而略去“黄鹤”,至第三句“黄鹤一去不复返”正补足首句之“乘白云”乃乘云驾鹤之省,这正是通常的互见之法。至第四句的“白云”则单指“白云”而不包括“黄鹤”,因为上句已明言“黄鹤一去不复返”矣。总之,首句“白云”兼包白云、黄鹤,三四句黄鹤、白云则单指。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类著作,对《黄鹤楼》首句的异文是怎样取舍的呢? 我们不妨选几家较为著名的文学史作为考察对象。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对崔颢及其诗不作任何评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提到崔颢《黄鹤楼》一诗,但不引录全文,只说了一句:“他的七律《黄鹤楼》一首,使李白搁笔,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和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都对《黄鹤楼》一诗作了评介,对其首句均取“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文本。

        古代诗话作家中,金圣叹、纪昀是主张该诗首句作“黄鹤去”的代表性人物。金圣叹说:“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则此楼何故乃名黄鹤? 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纪昀说:“改首句‘黄鹤’为‘白云’,则三句‘黄鹤’无根,饴山老人(赵执信)批《唐诗鼓吹》论之详矣。”(《瀛奎律髓汇评》引)。

        当代唐诗研究专家在相关著作中明确主张《黄鹤楼》首句异文选择“白云去”的,除了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外,还有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胡可先等《唐诗经典研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海外华人学者中,黄永武是主张“白云去”文本态度最坚决、口气最严厉的一人(详见《中国诗学·考据篇》,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据《周啸天谈艺录·季羡林说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披露: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台湾学者黄永武在他宣读的论文中,引用了这首诗(按:指《黄鹤楼》),对‘白云’‘烟花’大肆赞美,誉不绝口,喜形于色,全场气氛一时为之活跃。”出席这次会议的季羡林先生,事后以个人独得之见写成文章,对黄永武的上述观点作了理直气壮的反驳:

        我最初也曾为之振奋。但稍稍冷静,觉得不太对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两个“黄鹤”,对比紧凑,只有这样,“空余”二字才有着落,才有力量。如果改成“白云”,对比也有,但比不上两个“黄鹤”了。今天的选本,不取“白云”,而取“黄鹤”,是有道理的。至于黄永武教授讲的,这样一来就是三个“黄鹤”对一个“白云”,结构失去均衡,我看这个均衡是用不着保持的。(《朗润琐言》)

        周啸天在书中对季老文章作了恰如其分的点评:“诗词一道,于季老先生并非专攻,但许多专攻此道的人,还不能说得像他这样在行。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此大师所以为大师也。”

        诚然,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选择“白云去”的文本有充分的理由。但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那样多的唐诗选本、注本和相关论著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黄鹤去”的文本,而不选择“白云去”的文本呢? 须知,这些著作的作者中如林庚、金性尧、程千帆、霍松林、王运熙、袁行霈、章培恒、余恕诚、陈伯海、马茂元、周勋初、徐中玉、罗宗强、李元洛、陶文鹏、赵昌平等等,一个个无疑都是诗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素以治学严谨、著作等身而享誉天下。他们(还有其他选家、注家和研究者)在选诗、注诗或撰写论著之际,决不会不从版本学角度顾及崔诗的原貌。他们既然明明知道崔诗的最初版本是作“白云去”的,却为什么偏偏还要选择“黄鹤去”的文本呢? 其中奥秘,值得我们深思。这种现象,也许只有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才能解释清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或接受研究,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姚斯与沃夫冈·伊赛尔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与传统的只以作者与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截然不同,充分肯定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应是一个开放的价值系统,是一个由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些环节共同构成的运动过程。作者创造了文本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没有读者的接受活动,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印刷符号。接受活动不仅实现文本的价值,而且还具有艺术再创造的功能。所以,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个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角色,而是和作者一样,具有文学主体性的地位。我国古代没有接受美学理论,但据周裕锴先生考证,“从宋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产权是由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文本的意义不仅属于作者,也属于每个读者。”(《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其实,“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文本,就是读者参与艺术再创造的产物。

        回顾《黄鹤楼》的接受史,一般认为,其首句“白云去”改作“黄鹤去”,始于明朝唐汝询编《唐诗解》,大力促成这一文本流行的是清初编《选批唐才子诗》的金圣叹。他在书中痛斥“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然。说这首诗,好就好在“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金圣叹的观点得到大学问家纪晓岚的积极支持,影响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后世沈德潜的名作《唐诗别裁》和孙洙的《唐诗三百首》。而《唐诗三百首》问世后,家弦户诵,“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序》),历时数百年而光景常新。借助《唐诗三百首》的广泛影响,“昔人已乘黄鹤去”遂大兴于世,这首《黄鹤楼》也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首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读起来感情上很受震撼,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验,文学的、生活的、心灵的体验。它之所以被推崇为咏黄鹤楼的绝唱,关键在于它的艺术美,而其艺术美的突出标志是音乐美。正如钱志熙教授所说:

        此诗的高妙处完全在高唱入云、无限悠扬的风神,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七律诗通常的美学风格,甚至超越了前文所说的那种稳定的审美结构,因此给我们带来一种意外的惊喜,使我们通常对七律诗所怀有的审美期待、欣赏习惯落空。他通过文字,达到了最高的音乐效果。诗的音乐性很强,强到让我们感到文字都溶化在音乐里,而抒情效果正是在这种音乐效果中实现的。这无疑是少数初唐歌行和盛唐绝句才能创造的审美风格,但却被崔颢似乎以不太经意的态度实现了。(《唐诗近体源流》)

        这种美妙动人的音乐效果,来源于语言文字的出色驱遣。在前四句中三次重复“黄鹤”,读起来有节奏感,更有朗朗上口的感觉,就像乐曲中的主旋律,在演奏中反复呈示,给人以极其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古今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除了金圣叹、纪晓岚之外,清代赵臣瑗在《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中也指出:“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令读者不嫌其复,不觉其烦,不讶其无谓。尤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而忽然接以‘白云’,令读者不嫌其突,不觉其生,不讶其无端。此何故也? 由其气足以充之,神足以运之而已矣。”当代学者中,对连用三个“黄鹤”这一修辞特色作出审美判断的,除了前文提及的季羡林先生外,还大有人在。比如,郦波先生写道:“虽然从版本、文献的角度看,‘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可能性更大,但金圣叹的分析的确有一处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那就是因为这首诗是变体的七律,前四句有三个‘黄鹤’反倒更能体现出它的古体特点来。”(《唐诗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方笑一先生也提到:“笔者甚至认为,这首诗之所以在后世影响极大,被后人推为‘唐人七律第一’,可能就有赖于三次出现的‘黄鹤’,它使得整首诗都变得朗朗上口,易于记诵。”(《诗意人间》,东方出版社中心2021年版)而对这个问题剖析、揭示得最准确、最清晰、最精辟、最透彻的当数袁行霈、余恕诚两位学者。袁行霈先生说:

        感情悠悠,云水悠悠,诗所押的韵(楼、悠、洲、愁)读起来也是徐缓而悠长的。再看前四句中的“黄鹤”,竟重复出现了三次:“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打破了律诗平仄的格律,放弃了平仄协调的音乐美,却取得另一种回肠荡气的音乐效果。“黄鹤”这个双声词连续出现,造成一种新的节奏感,恰当地表现了因登黄鹤楼而产生的思古之悠情。(《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余恕诚先生也指出:

        诗中“黄鹤”二字再三出现,颔联没有对仗,而且上句用了六个仄声字,下句用了五个平声字,未能遵守律诗的平仄、对仗要求。但是从“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的角度看,这里正是由于放弃了对仗,才避免了语调的平板、缓慢,使意和神得到了自由畅快的表达。“黄鹤”这个双声词多次出现,它所提供的形象,在诗中一次次回翔着。那种辘轳相转的句法,正好造成诗的前半一气上扬、奔放之中而又回旋不尽的飞动感。从全篇看,除“黄鹤”二字外,“去”字、“空”字、“人”字也各出现两次,又有“悠悠”“历历”“萋萋”等叠字,造成意念上的连接呼应,和声音方面的错落、荡漾,再配上平声“尤”韵的韵脚“楼”“悠”“洲”“愁”,构成一种悠扬宛转、舒卷自如的音韵和旋律,情感和声调配合得非常巧妙自然。(《唐音宋韵》)

        综上所述,崔诗《黄鹤楼》首句的文本,“昔人已乘黄鹤去”比“昔人已乘白云去”优胜得多。这个文本,是明清以来无数读者的集体选择。古诗流传的历史,也是读者参与再创造的过程。大家觉得这样更好,更悦耳动听,更具审美价值,是千百万读者共同选择了今天流行的《黄鹤楼》版本。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唐诗,其实凝聚了六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创造。法国当代美学家杜夫海纳有句名言:“只有当读者所认知、且被读者的认识所神圣化时,一首诗才真正地存在。”(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当前流行的《黄鹤楼》版本,正是“被读者的认识所神圣化”的版本。它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可以断言,这个版本将会继续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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