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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整理所存毛泽东诗词版本，发现一册1975年4月外文出版社印制的英汉对照《毛泽东诗词》特种精装本译文送审稿第55页《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英译文中，有一处铅笔审改的笔迹，将原文中“Khotan”（“于阗”英译——笔者注）改为“Yu⁃tien”。对照外文出版社1976年五一节出版发行的英译《毛泽东诗词》，此处确是依审改笔迹进行了更正。这是何人所改？ 因何而改？ 笔者带着疑惑对此进行了一些梳理考证。
外文出版社英译《毛泽东诗词》定稿简略过程
自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正式发表以后，毛泽东诗词的外文翻译工作也即随之开始了。1958年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第3期上，毛泽东18首诗词英译文发表。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增译了《蝶恋花·答李淑一》，集结为19首，并附有周振甫注释、臧克家讲解，出版了英文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959年3月，外文出版社将英译毛泽东诗词19首润色修改，重新排印出版了英文《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英文版）出版后，以此为基础，1959年9月至1963年6月，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西班牙文、印地文、法文、荷兰文、印尼文等外文毛泽东诗词版本，收录诗词19首、21首、27首不等。
1958年10月，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中国文学》（英文版）即将这两首诗译成英文，连同《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在1960年1月号上发表。
为进一步做好毛泽东诗词的外文翻译工作，根据叶君健的建议，1961年1月，“外文出版社向对外文委、国务院外办写报告，建议成立《毛泽东诗词》英文定稿小组。此事经中央同意成立，并决定袁水拍（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为定稿小组负责人，组员有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1963年又增加赵朴初，并请美国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方厚枢：《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出版史料》2001年第1辑，开明出版社）
1962年5月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后，这几首词的英译工作就是定稿小组完成的，并在1963年1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上发表。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校订的收录了作者37首诗词的《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新增毛泽东诗词10首。外文局立即着手对这37首诗词进行翻译或重译工作。英文翻译是其他语种译文的基础，自然首当其冲。
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英译定稿小组首先将新增毛泽东诗词10首翻译完成，并在1966年5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上发表。之后，英译定稿小组即着手其他27首诗词的修改重译工作，并于1967年4月，排印出了收录37首诗词的英汉对照《毛泽东诗词》（译文未定稿）。随后，翻译出版工作停顿下来。
1974年秋，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再次启动。英译文定稿小组将1967年4月译文润色、修改，于1974年11月，印制了英汉对照《毛泽东诗词》（译文未定稿）（中文书名《毛主席诗词》——笔者注），编号发送相关单位、个人，广泛征求意见。之后，袁水拍和叶君健还于1975年初去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及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回京后，英译小组根据各地提出的意见，对译文进行了最后加工。至此，经过多次的反复修改推敲，毛泽东37首诗词英译文终于得以定稿。
1975年4月，外文出版社突击赶印《毛泽东诗词》英译文送审稿两种（8开本和28开本）送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处修改，就是出现在一本“8开本特精装译文送审稿”中。
对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翻译出版过程，英译小组成员叶君健、英译《毛泽东诗词》的“责任设计”吴寿松都有过详细的记述。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是要重点强调两个问题：
1.1967年4月，毛泽东诗词37首英译文翻译工作实际已初步完成。
叶君健在《回忆翻译毛泽东诗词》中说：“这10首新诗词于1965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译工作。本来小组也要即将着手修订旧译，但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袁水拍得接受审查，钱锺书靠边，至于乔冠华，我也无法与之联系，接着我自己也被专政。整个工作停顿下来。”（叶君健：《回忆翻译毛泽东诗词》，《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1999年3月版）
这段回忆似乎让人们觉得，在翻译工作停顿前，译文的翻译工作并未完成。但从1967年4月印制的英汉对照《毛泽东诗词》（译文未定稿）实物来看，到1967年4月，英译文翻译工作实际已初步完成。
2.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人们从未注意到翻译中的这一“细节”。
从1958年9月我国首部英文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出版，以及1961年1月英译定稿小组成立，着手毛泽东诗词英文系统翻译出版工作，到1975年4月毛泽东诗词英译稿的定稿，期间不仅有两种19首诗词译本出版，更有37首诗词翻译过程中的反复锤炼推敲和广泛的征求各方面意见。但是，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中“于阗”的英译译文，一直沿用着开始的“Khotan”译法。
“于阗”英译文是什么时间改过来的
1975年五一节前夕，外文出版社赶印英译文送审稿送审时，“同时将装帧设计样本四种也准备好。5月3日，亲自面交袁水拍。事后据叶君健讲，5月28日乔冠华将诗词译文送审稿呈送张春桥，但未将装帧设计样本附上”。英译《毛泽东诗词》的“责任设计”吴寿松回忆说，“1976年2月10日，外文局两位副局长江牧岳和金丰又召集局、社、厂、店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文送审稿已经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后退回的批件。但因乔冠华、袁水拍未将装帧设计样本同时送中央审批，无批件依据。为此，2月12日局领导责成我和局长秘书伏琥、局机关的杨作魁共同起草给中联部的送审报告，并附上装帧设计样本及说明。没过多久，伏琥告诉我，呈送中联部的送审报告被退回来了。中联部认为《毛泽东诗词》出版工作从未经办，还是由英译文定稿小组主办。局领导认为没有中央批件为据，便要求英译文定稿小组的袁水拍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备忘录’交外文局。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全面安排出版工作的进行。”（吴寿松：《记〈毛泽东诗词〉外文版出版工作》，《北京文史资料》［第66辑］，北京出版社2002年12月版）这段回忆不仅明确了送审稿的送审范围和目的，而且，也可以看出各方的重视程度。
上面一段文字中前后两处提到的“装帧设计样本”并非是同样的一种。1975年5月送审的装帧设计样本设计比较简单，还只是“设计样本”——这也许是乔冠华没有呈送的原因。而1976年2月呈送给中联部的装帧设计样本，除封面未采用绸布面精装外，正文用纸、印刷都按正式出版标准制作，也加入了1976年元旦发表的“词二首”，诗词数量达到39首。在这册送审设计样本中，“于阗”英译文得以改正。
综上所述，“于阗”英译文改正时间便是1975年5月至1976年2月之间。
1976年2月，外文局对《毛泽东诗词》设计定稿要求之所以如此紧迫，还是因该书出版前的一个“插曲”。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曾希望得到一本我国翻译出版的英译《毛泽东诗词》，但未能遂愿。1975年2月，尼克松即将再次访华，赶制英译《毛泽东诗词》赠送尼克松自然成了外文局当时的首要政治任务了。
“1976年2月18日，江牧岳对大家传达了上面的重要指示，决定先突击印装出版特种精装甲种本两册，‘一册是要送给尼克松，一册是要呈送毛主席’。要求在2月21日前必须完成。”（吴寿松：《记〈毛泽东诗词〉外文版出版工作》）
于是，外文印刷厂各车间立刻行动起来，经过白班、夜班不停的努力，2月21日一早，终于将特精装本印装出了几十册，按时保质完成了任务。此正值尼克松第二次访华之时。
至此，英译《毛泽东诗词》进入了紧张的出版印制阶段。1976年五一节，外文出版社英译《毛泽东诗词》正式出版发行。
“于阗”英译文是谁改过来的
“于阗”英译文是谁改过来的？笔者在《毛泽东诗词》英译文出版以后叶君健整理的《翻译毛主席诗词札记》中找到了答案。
英文《毛泽东诗词》出版后，“（1976年）5月22日上午，叶君健在外文局小会议室讲毛主席诗词翻译中的几个问题，”（吴寿松：《记〈毛泽东诗词〉外文版出版工作》）就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作了汇报。1976年5月24日，叶君健将毛泽东诗词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翻译处理过程中的一些考虑和作法，进一步整理了《翻译毛主席诗词札记》，打印后作为内部参考。对“于阗”英译文的改正过程，《札记》中有如下说明：
“于阗”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块绿洲，在西方有关东西交往的历史上很驰名。西方历史文献按照古唐音译为Khotan。我们早期的译文也是这样译的。这次译文送中央审查时，周总理看了特指示这块地方现是我国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应按照现代拼法译音，所以改译为Yutien。
毫无疑问，这一册送审稿中“于阗”英译文的修改，是处于病痛中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改正（或指示改正）过来的。
自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作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1975年4月，因双脚浮肿，会见外宾要穿赶制的布鞋。1975年6月16日，“体重还有六十一斤”（《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甚至自知“我估计还有半年”（同上）的情况下，除了每天忙于繁重的工作外，对已经是经过层层把关的英译《毛泽东诗词》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都看得这么仔细，想得这么周全。这怎能不让人感叹，让人动容！ 而这看似“小小的细节”，彰显着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大义！
题外的话
叶君健《翻译毛主席诗词札记》打印时间为1976年5月24日，距英译《毛泽东诗词》出版发行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其内容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吴寿松在《记〈毛泽东诗词〉外文版出版工作》中提到：“5月初，有一次叶君健对我私下说，五一节前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人私下开了一次‘庆功会’，连迟群、谢静宜都参加了。”可见，《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出版，在当时是件“大事”。而叶君健整理的《翻译毛主席诗词札记》并未受到江青等的责难或质疑，这也足以说明周恩来总理对“于阗”英译文的改正是当时高层领导所共知的事。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册送审稿中的“于阗”英译文为周恩来总理所改正（或指示改正）的事实。此事在《周恩来年谱》未有记述。
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没能见到英译《毛泽东诗词》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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