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素洋典兼涵之

    世事多变幻，人生亦随之。置身现代社会，四平八稳、水波不兴地扮演着既定的角色，演绎着庸常而熟悉的人生历程，是芸芸众生的常态；波澜起伏、经历迥异的，终属少数。而在一代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身上，则有诸多卓异而奇妙的反差，展现了生命的光华异象。

    乡土气息与留洋博士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官庄一农家。他在《我的童年》文中写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好在，家人对他这个男童是看重的，千方百计让他读书。六岁以前，他在家乡入蒙识字，后来去济南投奔叔父，进了私塾学习《千字文》《四书》等传统读物。继而在亲人支持下，进入师范附小、正谊中学、山大附高等新式学堂，接受了相对开明的多科知识熏陶。但家乡淳朴的民风、酽酽的亲情和浓厚的孔孟之道氛围，给了他深刻影响和终生印记。

    高中毕业后，季羡林顺利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当时的清华是综合性大学，名师荟萃、中西交融、风气新进。他入校后潜心学习中外知识，沐浴时代风尚，视野胸襟为之一扩。1935年他又顺利考取德国哥廷根大学研究生，主修印度学，系统研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阿拉伯文等多种语言。1937年，他开始兼任哥大汉学系讲师，1941年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亦为此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一位山东乡村的纯朴少年，到欧洲名校的顶级博士；从乡音浓郁的中土才俊，到用德文撰写论文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高端学术刊物上，其中折射出的乡土与洋化、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可谓万里之遥。但是，这一切过渡得是那么自然、妥帖而耐人寻味。虽然因二战烽火连天，他被迫滞留欧洲，未能报效国家，但他念兹在兹。直至1946年，在恩师陈寅恪的热心推荐下，他如愿任教于北大，此后数十年“风雨不动安如山”。但其间的遭遇变幻莫测，他个人诸多卓然表现令人惊叹。无论在外多么风光、多么坚守，他对故乡却一直心心念念、萦怀不已，曾在《月是故乡明》中深情独白。可是，作为诸多领域的大家名流，他的时间何其紧张宝贵，只能挤出少有的空隙返乡探望，以慰悠悠乡愁与浓浓亲情。

    高深学问与清纯散文

    季羡林学养博雅深湛，广涉高难冷僻领域，如佛学、哲学、语言学、史学等。学术论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禅与东方文化》等，多属戛戛独造的学术空间；专著《糖史》则是新辟领地，填补了物质文化史的空白；同时，他花巨大心血翻译古印度《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学界公认的“天书”，著述《大唐西域记校注》《东方文学史》等繁难之作，广涉四域，洋洋大观。

    然而，在博杂巨量的学术研究之外，他又写下大量散文随笔，呈现出与古奥缜密、体大思精的学术文章完全相异的“另一幅笔墨”：抒情写意、清畅平和，亲切真挚、性情宛见。如《天竺心影》《朗润园随笔》《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这样的散文有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和生命妙谛，正如他所希求的那样：“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达到了虽诚朴而有韵致的艺术境界。

    朴素生活与浪漫情缘

    如果说，“留德十年”他不得不入乡随俗，过着“欧式”生活，回国后则淳朴到位。在北大校园，他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上是老式圆口布鞋，拎着一个很有年头的旧提包，加之说话平实、神态谦和，活脱脱像个工友，丝毫没有洋派教授常有的那种潇洒骄人神态。他家里也因过于朴素而闻名，没有任何“现代家庭”气息。唯有书房储藏丰富，但也显得拥挤不堪，勉强可以容身。

    论条件，季羡林完全有能力过着优雅多彩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恰相反。他1946年回国后即任北大东语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学问，他独自过了16年清苦生活，才把家属接来同住。妻子没啥文化，大他四岁，属于“包办婚姻”——是18岁时“叔叔送给的礼物”。不过，他也认命，一直与其过着本分简朴的日子。

    其实，季羡林在欧洲留学时，曾有一位红颜知己。在《留德十年》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这段“情事”：留学期间，他曾因打印论文，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相识相恋。她清秀温柔、知书达理，对年轻有为的季羡林相当青睐，并给予诸多帮助。但是念及传统婚姻中的妻子，他毅然咽下这颗苦果。未曾料想，伊姆加德却终身未婚。后来有人专程到哥廷根寻访她的下落，发现她已满头银发，当年结缘的那台老式打字机依然安放在寓所的桌子上。

    和蔼老人与凛然直士

    在北大曾流传着一件令人感动、不无传奇色彩的逸事：新时期之初，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行李多、路不熟，手忙脚乱中，遇见一位朴素平和的老人，以为是老校工，便将大包小包交给他照看，老人欣然答应。待新生跑一圈回来时，老人原地未动，安然地照看着一堆行李。随后在开学典礼主席台上，新生猛然发现他竟是鼎鼎大名的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 这种境遇、这种殊荣，对学生来说，自然有“天方夜谭”之感，但对季羡林而言，则宛若平常，经历多多。

    季羡林出道以来，执事以敬，待人以诚，往往给人以“好好先生”之感。在“菩萨低眉”的常态之外，其实他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无论是年轻时还是老年后，都有以敢讲真话而闻名的一面。

    新世纪之初，他在大三大四时所写的《清华园日记》“本色”出版，嬉笑怒骂，毫不遮掩，反映了其罕见的真性情。如：“1932.09.11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1932.09.23早晨只是坐班，坐得腚都痛了。”“1932.12.21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4.03.13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1934.05.17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据说，出版社审稿时发现这些如实记载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等内容有点刺眼，披露后似乎有损大师形象，便建议稍作删减。岂料，他坚决不同意，坦然地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遂将最真实、最原始的一面展现于世。

    年轻时血气方刚，直言不讳，无所顾忌，可以理解。随着年岁的增长、地位的变化，不少人在追求“成熟”的标签下，开始大幅“收敛”，尽量中庸、甘于乡愿乃至老于世故，使得真情流露、仗义执言、磊落坦荡之风日渐式微。而季羡林则不然，他既是谦谦君子，又是耿直之士，不断地倡导和践行自己最为看重的“讲真话”的道与理。

    他晚年对北大老同事胡适的态度，就足见其难得的胆识和为人品行。胡适因思想偏向和取径问题，一度成为“反面教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仍未消解归正。季羡林有感于胡适在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文化贡献，以及同事多年的深深了解与敬重，自然惺惺相惜、有些“抱不平”。机缘巧合，当胡适家乡安徽教育出版社提议出版《胡适全集》、寻求他支持并担任主编时，他欣然答应，积极帮助谋划、疏通关系，并表示要认真写一篇长序，为胡适“正名”。当时，胡适的文章和文集刚开始解冻，不少人还谈“胡”色变。在这样风险犹在的环境下，他就于1986年大胆写出《为胡适说几句话》的万字长文，为其“评功摆好”，对他的人品、作风、修为充分赞许的同时，突出强调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对他的评价不仅关涉个人，而且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必须廓清历史真相、还人以本来面目。他的文章刊发后，受到学界普遍称赞，并引发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良好影响。

    季羡林身上的种种卓异处当然还可举出一些，其中有很多闪光点，可引为世范。但他十分谦逊，他曾说:“我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而当仁不让的“就两条，爱国和勤奋”，并欣赏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一文中，他热情称赞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