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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年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出版约850种。长期以来，在这个浩渺无垠的思想王国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占据大端，语言学占比非常小，算上最新推出的第19辑中的《世界语音》和《文字起源》，语言学到目前为止仅有16本。采访张维佳那天，他最先到的汇合地点，等到我和他的弟子、《世界语音》的合作译者田飞洋赶到，在去往附近咖啡馆的路上，他开始向我历数汉译名著收入的语言学名著：从最早的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到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高本汉的《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乔姆斯基的《语言的科学》……一直到赖福吉的《世界语音》。唯其数量少，在张维佳看来，这“非常有意义”。
张维佳的专业方向主要是汉语历史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他首先从一位朋友的经历来谈语音的重要性。这位朋友因为想给孩子报兴趣班，但又不知做何选择，于是向北师大一位心理学教授咨询。这位心理学教授告知，可以根据人一生最需要的技能来做选择。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语言，也即说话。而语音又是语言中最重要的，所以学语言必须从语音着手，一是语音的矫正，一是语音的发声。“中国语言学其实包括了语音、词汇和语法，但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看，语音学在当代受到的重视还不够。中国语言每个学科都出现了很顶尖的学者，但由于分得太细，越到当代存在的隔阂就越大。而在西方，语音学是语言学专业的入门课程。这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2004年，因丁邦新、张敏、朱晓农几位教授的邀请，张维佳有机会到香港科技大学短期访学。那段时间，他经常晚上和朱晓农一块儿喝酒聊天，讨论学术，有时候朱晓农还会请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参观研究语音的设备。朱晓农是世界著名语音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费国华（Philip J.Rose）教授的学生，属当代中国研究语音学的领军人物，除了代表作《上海声调实验录》，后来他还写出了《语音学》《音法演化》及一系列相关著作。“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没有写出后来的那么多书，但是他的很多思想对我启发很大。”
朱晓农发现，亚洲语言特别是东亚语言，和欧洲语言不一样。西方语言发声主要是在调音上，即口腔内器官调音，而非洲语言、东亚语言的发声有很多体现在发声态上（如：内爆音、弛声、假声等）。在发音的时候，用气流内入的喉头机制来形成的塞音，就是一种内爆音。内爆音在信德语、越南语、泰国语和非洲一些语言中却很丰富，也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方言中。这个音和发声态有关，而且其气流机制也和其他音不一样。再比如喌音（类似于喂鸡的声音），在汉语它没有语言学意义，但这种声音在南非的一些土著语言中普遍存在。类似这些问题，赖福吉都进行了研究。
访学结束时，朱晓农向张维佳郑重推荐了赖福吉的两本著作：《语音学教程》和《世界语音》，并希望他能将它们翻译出来。经过几年努力，《语音学教程》第五版和第七版的中文版分别于2010年、2018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世界语音》20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21年9月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语音学教程》自出版后不断修订，是目前国际使用最广泛的语音学教材。对于读者而言，它和《世界语音》属于同一著者的配套学术读本，前者偏重于理论，后者偏重于语音的类型分析。而《世界语音》的语料来源于全世界范围的各大洲，语音数据来自近四百种语言，其中大部分是作者第一手调查所得。赖福吉和麦迪森通过对不同语言语音之间比较分析，得到了世界语言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类型。另外，他们在书中还介绍了已知的辨别世界语音的实验和测量方法，为语音学和音系学提供了实证基础。
这两本书的著者均是国际著名的语音学家。赖福吉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国际语音学会会长。麦迪森（《世界语音》合作者）、约翰逊（《语音学教程》第七版合作者）是赖福吉的同事、学生，在世界语音类型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是赖福吉，他最感兴趣的是到处去听音记音，这其实是在伦敦大学创建了英国第一个语音学系的著名语音学家琼斯等奠定的语音学传统（中国的语音学从刘半农、赵元任以来延续的也是这个优良传统）。他的田野足迹遍及全球，很多录音材料至今还是有关语言唯一的音响资料。他大约辨认过九百种不同的辅音和二百种元音。所有这些研究，支撑起了他这本《世界语音》的大书，也是其毕生发现的总结。
“赖福吉的语音学研究，第一个特点是基于田野调查，他走遍了世界各大洲，所以他对各种语音非常清楚；第二个特点是采用实验语音学、空气动力学和测量统计学等科学方法，分析归纳世界语音类型。任何一种声音，他用语音实验把它呈现出来，进行测量比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张维佳对赖福吉的研究很感兴趣，原因除了和自己的研究相关外，也有感于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学科之间分裂：学科分得太细，做语法的不做语音，做词汇的不做语法。
上世纪90年代张维佳读博士期间，导师潘悟云先生就经常教导学生，当代历史语音史研究应该重视语音类型学，根据不同语言语音系统之间的共性和差别来归纳分析语音类型及其演化。在潘悟云看来，汉语历史音韵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研究音类，通过古代诗歌押韵、汉字谐声系统、古代韵书来归纳古代的语音系统及其类别，这方面以清代的段玉裁、戴震等人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以瑞典语言家高本汉为代表。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和国际音标引入中国语言学界，用33种方言语音构拟上古音和中古音，撰写了《中国音韵学研究》。虽然古代音类已有很多韵书记载，清代还曾进行过归纳，但是其准确的音值是什么却不知道。高本汉通过对汉语数十种方言进行比较，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重建汉语语音史。后来，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也都按照这个思路来展开研究。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把音变研究作为汉语历史音韵学和语音史的主要目标，而要做好这方面研究，我们必须要有广泛的比较的视野。过去的研究，我们常常限于汉语及其方言自身的比较。实际上，如果拓展视野，放眼世界语音，汉语语音的特点及其与世界语音的共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汉语历史音韵学应该基于世界语音的比较框架，来归纳分析它的语音类型及类型演变。这就是潘悟云所倡导的“当代历史音韵学”的目标和视角。
而从世界语音这个角度研究不同国家语言的语音，做得最好的无疑是赖福吉。“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潘悟云老师给我拿了赖福吉的《语音学教程》（第三版）复印本，他说这本书很有意义，反复推荐我们读，给我印象很深。但当时我外语还不好，加上复印本没有资料和光盘，也不怎么看得懂。”2004年，张维佳接受朱晓农的建议，带领几位研究生一起讨论翻译了该书的第五版。几年后，他再次接受北大出版社的约请，和田飞洋合作翻译了该书的第七版。
这之前，《语音学教程》（第五版）翻译了四年，查阅词典，反复讨论，历尽艰辛。后来当看到《世界语音》比《语音学教程》还厚，张维佳不免心里发憷。正好田飞洋来张维佳门下读博士，作为课程作业开始翻译，她下手快，加上勤勉，利用在荷兰蒂尔堡大学访问交流的业余时间，不到一年她就把初稿译出来了。此后，师徒二人对初译稿进行反复讨论和文字打磨，终于获得出版，引起学界良好反响。现在这两本书已被很多高校用作研究生教材。
翻译《世界语音》的过程中，涉及的术语太多，初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和困惑，是术语和人名、地名的译名不知如何确定。经讨论，译者选用了R.L.特拉斯克的《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但还有个别难于定夺的术语（如内爆音、喌音、喷音、嘎裂声等），他们反复与朱晓农、江荻等语音学家讨论后确定下来。为了不弄错，人名和地名，一般采取英文的写法。此外，书后面还附有一个词表，涉及全世界几百种语言，光是词表就校对了五六遍，工作非常繁复。“其实，这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给大一大二的学生上过语音课，纠正学生发音，但是这门课一直缺少理论支持，而这本书很有帮助。”如今在北航任教的田飞洋，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有了切身体会。
在张维佳看来，第三代语音史学者和前两代不一样。第三代学者应该将世界语音作为研究的参照坐标，从人类语音的共性和差别，即语音类型和类型演化，来看不同语言语音、汉语语音及方音的发展演变。这是近几年才开启的语音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几年，王士元教授提出了演化语音学，朱晓农提出了音法学，目的是为了研究语音类型和类型演化，探索人类语音演化的普遍性规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产出了很多成果，如朱晓农及其指导的一批青年学者，张维佳也指导了几位博士生投入到了语音类型及其音变研究中。“我们第三代要承担的任务，是在一个大视野下来看东亚语言语音的历史演化和它的未来发展方向。《世界语音》采用实验语音学、空气动力学和测量统计学的方法，归纳出了世界语音的基本类型，书中有大量的资料，有科学的方法和理念，这为我们进行汉语方言、东亚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赖福吉对于濒危语言的认识。世界上语言虽然众多（据说有七千多种），但最有活力的不过几十种，绝大部分语言都处在消亡过程中。语言这种迅速变化，取决于社会交际的变化。当前，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的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语言的变化和消亡已成大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多年前，张维佳曾主持国家语委的项目“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及对策研究”。这个课题涉及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境内语言的接触、变异、融合问题，如何处理国家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和管理者各有说法：学者们希望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希望方言继续保持，代际之间能够传递下去。但管理者则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背景下，不管是社会治理还是经济发展，大力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势在必行。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诸多语言濒危和消亡现象，赖福吉从现实出发呼吁，当代语言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记录濒危语言，但不必去努力拯救。人为地保护小语种或者方言，会削弱国家的统一，助长地方主义，并消耗本可以用于发展的珍贵资源。赖氏的这种认识和相关讨论，是其世界语音研究的初衷，同时，对中国乃至东亚语言语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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