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辈同事钱林森先生

    1978年至1979年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岁月，那时候我26岁，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进修教师，指导教师是叶子铭和董健先生。有一次教研室开会，叶老师说了一句：钱林森回来了。于是大家便沸腾起来了，笑骂着谈起此人，我很纳闷，猜想这个钱老师一定是一个有趣好玩的人，就问许志英先生，钱林森何许人也？ 他便与我一一道来：钱林森是北大中文系58级毕业生，后来分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也是我们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因为派去法国教授中文，至今才回国。

    钱老师终于出现在教研室会议上，是一位身形瘦削而性格敦厚的中年人，一阵寒暄嬉笑后，大家让他介绍法国见闻，他便侃侃而谈法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言辞不免有些认真的夸张。散会后，许老师向他介绍了我，作为晚辈，我十分崇拜留洋的学者，尤其我钟爱的世界名著多半来自法国，便增添了几分亲近；作为一个刚刚归国的学者，钱老师又急切地想了解国内的学术动态，当年我就住在教研室里，泡在资料室和图书馆里，见面很容易，于是我们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加上他也是许志英先生家中的常客，不经常碰头反倒是奇怪的事情了。

    原以为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孰料与他谈话却是十分累人的事情，因为他除了谈学问还是谈学问，不断地提问题，让你处于高度集中的紧张状态，有的时候谈得连吃饭的点都错过了。有一次，他正式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一个下午全是在谈学问，直到暮色降临，师母归来，我才逃也似的奔出了屋。与他交往四十多年，其谈话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学问，很少涉及其他方面的事情。见他笑过，见他哭过，见他烦过，见他恼过，皆为学问也。进入老年后，有一度时期他的电话不断，没有一个小时停不下来，若不是师母在电话那一端不断地催促他撂下电话，没准他打上两三个小时都不会撒手。所以，中文系与他过从甚密的同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钱老师打电话。

    我一生当中从来没见过对做学问如此痴迷的学者，除了吃饭睡觉，他整天都沉湎在学术的海洋当中，这种迷狂的状态已然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即使是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他仍然坚持不懈地每天坐在电脑前敲打着他的无眠，这或许就是他能够战胜病魔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如今他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在不断继续着新的国家项目，还在规划着宏伟的写作计划，一部部巨著的问世，足以证实在他生命的源泉中那永不枯竭的学术溪流的永恒。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钱林森先生把一生献给了中法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事业，他是新中国，也是新时期开启中法文化与文学交流新篇章的开拓型学者。如果从自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译为法文开始，开启了中法现代文学交流的闸门，让法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现代启蒙新思想和新艺术形式的滥觞，那么，这种不温不火的文学输出由于长时间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处在一种十分狭窄的空间中缓行，直到1978年至1979年中国思想大解放后，才在“二次启蒙”的浪潮中，算是放开了大闸门，让中国文学作品汩汩地流向了欧美，一度占领了巴黎的某些艺术空间。记得八九十年代，钱林森先生每每去法国，都与我讨论究竟介绍哪些新晋作家去法国文坛，记得当年我还给他开了一个书单，把苏童、余华、莫言、贾平凹、格非等年轻作家介绍到巴黎的出版机构。也就是说，钱老师作为一个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逐渐把视线转移到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对外输出上来了，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壁垒，使他的学术视野更开阔，文学史的意识也更加深邃了，这就使得他在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史上立足于一个向上的制高点，让中国文学进入一百年的“现代性”全程交流史时，有了别一样的纵深意味。

    抛开钱林森先生的许多著述不说，就皇皇七十万余字的《法国作家汉学家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其学术价值就不可小觑。我的意思是说，正是由于外国学者与我们文化差异而形成阅读文本的“误读”，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参照系，从而开拓了我们的思考疆域。比如像罗曼·罗兰那种对《阿Q正传》的解读，给当时新文学的“黄金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可惜的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评论文字：“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作为1926年的一个法国现实主义大作家，能够如此准确地阐释出《阿Q正传》的主题内涵，则并不比当时的许多中国评论家的概括差，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被枪毙，才知道为什么”是一种“误读”，然其“阐释学”的意义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阿Q并不知道为什么被杀头，看客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杀头，广大的庸众都不知道为什么被杀头，只有作者和极少数人知道，可是罗曼·罗兰知道了，这就正中鲁迅等先驱者启蒙主义的靶心。

    而克洛德·鲁瓦在解读时认为：“《阿Q正传》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心理小说。鲁迅在作品里对一个在世上一无所有、甚至连自己做人的尊严也丧失殆尽的人的内心活动进行了分析。他的剖析既鞭辟入里而又准确无误。”我以为法国人把它当作一部心理小说是有道理的，它打开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阅读入口，更重要的是从这个层面来解读，便可以打开鲁迅对千年不变的国民劣根性抨击的机关。凡此种种，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范例，它们应该是开启国内研究者视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西洋镜”，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作为一个晚辈学者，我十分敬佩钱林森先生那种对学术执着追求和矢志不渝的精神品格，在他们一代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学术的希望，他们的精神品质传给了我们这一代，但是，时代在悄悄地发生巨变，我们能否将这种精神和品质代代相传下去呢？ 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诘问。

    钱先生还活着，病情好转，而且精神越来越好。好好活着！ 我们同看世界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