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铁想到“学术共同体”

    牛年岁末，虎年伊始，王锡荣兄多次发来微信，希望我能写一篇忆念瑞士汉学家冯铁（R.D.Findeisen,1958-2017）的文章。这使我颇感为难。我自认为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做此类事情应该不至于纠结。然而如实地说，我跟冯铁认识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却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写不出既充实而又感人的悼文。但锡荣兄坚持他的动议，说文章不限字数，不限内容，只要三月中旬交稿就行。我知道锡荣兄也重情重义，正主编一本《冯铁纪念集》。我想起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锡荣兄广泛征集悼念冯铁的文章，的确也像“捏着一团火”。这心情我很了然，所以最终决定不揣浅陋，欣然命笔。

    我跟冯铁的结识完全是一种学术机缘，因为他在研究鲁迅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现代情书文体的兴盛与没落，所以看过我的一些相关文章，又通过我联系上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学者龚明德。因为龚明德是藏书家，对冯铁感兴趣的中国现代作家章衣萍很有研究。在不多的接触过程中，我感到冯铁很用功，很随和，也很讲交情。

    用功的印象来自于2001年在绍兴举办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我跟他都提前到会，房间又紧挨着，发现他起得很早，一边抽烟一边做学问。听龚明德说，冯铁一到成都就去看他收藏的善本书和作家手稿，自己买的书也重达半吨，那书箱几个壮汉都扛不动。

    我在鲁迅研究室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国外学者，印象不一。日本学者大多过于讲究礼仪，让率性而为的中国学者不知不觉间也变得有些拘谨。美籍华裔学者有的平和风趣，如唐德刚先生；有的讲中文时总爱夹带几句英语，成为了交流时的一道无形障壁。冯铁身高在一米九以上，前额阔大，鼻梁高挺，嘴角总是露着一丝微笑，在嘴唇上端刻出一个汉字中的“八”字。他的言行率真自然，绝非刻意而为。有一次，他携夫人来单位找我，正值午餐时分。我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餐馆请他们吃烤肉。那牛羊肉的质量当然不敢恭维，但他们两口子都吃得特别开心，当时那大块朵颐的神态回忆起来仍清晰如昨，所以我们交往时的确忘记了相互的国籍。

    作为回报，每年圣诞节来临之际，我常会收到冯铁寄来的一小盒正宗瑞士巧克力和一张他手书的贺卡。2008年5月，他假座北京什刹海孔乙己酒家庆生，我也是应邀者之一。大约五年前，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说2018年5月份将迎来他六十寿辰，准备邀请我跟其他一些朋友在上海虹口一家宾馆相聚。这家宾馆刚开业我就入住过，此后服务越来越差，但能够跟冯铁和其他一些同行们相聚，毕竟是一件幸福之事。鸿儒雅集，“陋室”不“陋”！ 然而造化弄人，谁能想到2017年11月4日，正当学术盛年的冯铁竟驾鹤西去！

    当然，我跟冯铁的跨国友情并不是靠巧克力和烤肉来维系，而是以共同的学术追求为基石。在治学方面，冯铁是一位重“实证研究”的学者，所以他特别关注作家的手稿和作家作品的不同版本。他跟锡荣的交情，也就是在共同研究作家手稿的过程中建立和加深的。我历来是被鲁迅研究界某些新锐视为少思想而多俗见的人，前些年的确被某些人时而“去政治化”时而“再政治化”的主张搞得晕头转向。我也从来不愿意套用西方那些新潮理论的学术框架，或剥离他们学术著作中某些界定模糊的概念，写一些连自己也未必真正看得懂的文章。因此，读到冯铁论文集《在拿波里的胡同里》所收的文章，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我由此觉得，作为一个欧洲人，冯铁是爱中国的，是爱中国文化的。这种情感，甚至不亚于我们的同胞学者。

    在缅怀冯铁时候，我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大家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原是一个政治概念，指地球村的各个国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顾及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关切他国的正当利益，以实现共存共荣。其实学术界何尝不也应该如此？ 我退休十五六年了，对学术界的情况相当隔膜，但也耳闻目睹到一些情况。比如，为了争取一笔科研经费，有人煞费苦心“公关”评委；为了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有人煞费苦心“公关”编辑。在文艺创作领域，流派纷呈是好事；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派争鸣也是好事。遗憾的是，当下真正的“流派”“学派”罕见，但“近亲繁殖”或“同门互粉”的情况倒屡见不鲜。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同时这个“目的”必须纯正。我欣慰地看到，由于有冯铁这样一些域外学者的加盟，上海交大和东北师大等单位举办的国际手稿学会议已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艰难时刻两次成功举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学术共同体”。正是经过中外作家手稿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手稿学”正在形成并不断完善。我想，当这朵学术春花绽放之时，人高马大的冯铁一定会在天堂对他的同行们露出他那具有标志性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