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

    一百年前的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河南省三门峡地区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发现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起点。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持续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分布在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在这一地区，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的发现改变了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的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他是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除了“仰韶文化”之外，他的名字一直跟“北京猿人”等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联系在一起。民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北洋政府于1914年邀请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进行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略中国的时候，瑞典被认为是少数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同年2月，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被任命为矿政局地质调查所所长。1915年春，两位地质学家在北京相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丁文江去世，他们也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乃至中国史前史上的诸多奇迹。中国史前史的发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外考古学家合作的结果，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的专业素质与丁文江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番伟大事业。

    安特生与丁文江一起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并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地质学者。在勘探矿产的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中原很多地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1916年后，安特生与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安特生真正的兴趣所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促成了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河南渑池的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真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以及田野考古学都是从安特生开始的。而在仰韶村、马家窑等遗址发现的中原彩陶，让世界真正认识到新石器时代丰富的东亚史前史。这些让世界惊叹不已的发现是中瑞双方考古合作的结果，当时双方签订了发掘协议，约定双方各持一半发掘品，安特生的研究结果需发表于中国的学刊《中国古生物志》上。瑞方所保管的发掘品现收藏展出于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归属中方的另一半发掘品由于战乱的原因，大部分遗失。

    1925年安特生回到了离别11年的瑞典，1926年他出版了《龙与洋鬼子》（Draken och de främmande djävlarna）一书。以往对安特生的认识大都是基于他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身份，他的名声也更多地建立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奠基人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大部分欧洲的民众来讲，安特生的名字却是跟这本题为《龙与洋鬼子》的通俗读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很快便被翻译成了德文和英文。本文以此书为中心，尝试着梳理安特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认识中国的前提

    安特生不仅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的史前考古发掘也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基于经验基础之上的。一个西方人如果想要认识中国人及其文化的特质，必然要首先理解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国度的优越感的问题：

    这种相对孤立的中国产生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困扰着中国精神，即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高于一切野蛮王国的天下国度。牢记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了解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中国政治家在上世纪下半叶由于欧洲不可战胜的机械文化——我后来称之为“白祸”（the white peril）——的入侵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混乱和深度的忧虑。

    只有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西方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有时让人感觉过于激烈的反应。安特生以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对此前欧洲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与日本使用的代表性歧视用语“黄祸”（yellow peril）进行了改造，称西方对东亚的文化入侵为“白祸”，西方人的到来使得革命在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安特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

    辛亥革命虽然向着艰苦的复兴之路迈进了一小步，但同时也摧毁了许多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象征皇权的所有物品一扫而空，其高超的艺术价值无人顾及。精妙绝伦的龙旗被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穿戴传统民族服饰的前朝官员如今也身着礼服，头戴高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属建筑，不洋不土，奇形怪状，没有一人敢为这怪物一样的建筑物的存在来担责。

    品味退化，旧时坚定的审美意趣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商铺中各种华而不实的装饰。我认为，这些比内战和政府缺位更糟糕。

    但艺术、建筑和手工业势必会迎来复兴，人们必将高喊重拾伟大民族传统的口号。

    在安特生看来，革命虽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以摧毁中国自身所拥有的无数优秀文化传统为前提。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涵不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特质是很值得安特生羡慕的：他们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却在努力追求外在的一切，或者运用科学改变世界。他所担忧的是中国传统的审美和中国精神在未来的命运——这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本，而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重点。

    对中国的同情理解

    《龙与洋鬼子》讲述了作为中国公务员的安特生在中国十一年的经历。中国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安特生认为是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人们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这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的谚语。拥有肉身的我们，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是因为不论过去多少年，金字塔仍然矗立着。在金字塔面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但安特生却有另外的看法：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在安特生看来，人类文明早期成就的仅存的硕果便是早期的中国文明——这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

    在安特生有关中国的书中，很少有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尽管他在中国一直是一位“洋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热爱。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男人们是瘦而结实，女人们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最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总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悲悯之情，因此他的情感让人感到格外真诚、感人。即便在有关中国强盗的问题上，他也会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了解来予以说明：“中国人天生是不爱惹事的，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商人，因此成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跟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讲，抢劫是万不得已才从事的“工作”。一位负责护送安特生一行到山西去的警官曾经向他解释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强盗是由于行窃的恶习而成为强盗的，而其余百分之九十都是迫不得已才去作恶的。”因此，在安特生看来，即便是盗贼四起的时代和地区，大部分的土匪也都是被迫的。

    安特生并不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完全不为西方所理解的陌生之地。

    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很多的风俗习惯依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安特生写道：

    截止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对于当时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以及很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神秘且不可理解的说法，安特生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并不特殊，只不过有些不发达地区依然停留在中世纪而已，并且有很多地方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一切。中国工匠的很多方法都让这位谙熟科学和技术的欧洲科学家惊叹不已。安特生在看到中国木匠如何“破解”一块巨型木头时写道：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

    中国人以巧妙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大型工具的缺乏问题，也可以使锯头不偏不倚，得到最高的出材率。为此，德文版专门配了一幅照片：在一家名为“义兴木厂”的店铺前，两个中国木匠在锯着比他们俩都高大的木材。

    有关近代中国的落后，安特生更是以同情的方式梳理了从1840年至1912年间的历史。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他写道：

    欧洲人对当权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但在面对来自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却败下阵来。虽然欧洲的外交官理论上在为所谓的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却由于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在京的野蛮行径而损毁了。

    他试图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之所以到处碰壁的原因，同时在道义上对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的野蛮行径予以了谴责。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也流露出对欧洲未来的担心，他在该书第十六章《春天的象征》的结尾处写道：

    不过，当我看到我们现代的欧洲学生，穿着考究的年轻一代，他们绝少有机会思考祖国的福祉和不幸，而是平静地将他们的时间分配给爵士乐和各种考试，那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那些表面有些寒酸的小个子中国学生们那里去，我认为，中国学生的精神更加丰富，因为他们生活在风暴和寻找家园的时代，当秕糠为风吹散，根浅的树木为风吹倒，只有坚强的鸟儿才敢于磨炼自己的翅膀。

    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来中国几天的旅行者或不懂汉语仅在欧洲人圈子中生活的记者所能得出的。安特生与其他中国的学者一道，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众多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他不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同样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着敬意。安特生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中国虽然历经数千年却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跟古代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遭到野蛮人破坏的文明不同，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连续四千余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荣。他认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说，也许会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且是东西文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