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功夫比红学多得多”的周氏书学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永字八法》，于我而言，真是相见恨晚——困扰我很久的一些书法疑惑，譬如用笔、中锋、字体与材料的关系、汉字竖行的背景等等，在其中都能找到答案或者启思的线索。

    书写是所有人的权利，不存在所谓跨界，当然不能摒除明星、政客习字作画，但明星、政客所书，也得有“法”才好。“中华的文化上的种种高级表现中，书道是其极独特、极宝贵、极不易讲解、极易为俗人利用而变为粗恶下劣的欺世惑人之物。”谁谓不然。

    在书中，周先生坦承自己的学术过失，让人动容——这高蹈自是海口夸功的广告时代，能自省自纠者必然稀如星凤，某种意义上看，这简直可以看作本书值得信任的明显表征。周先生认为唐太宗《笔法诀》中所揭“辚轹”一词，实关中国书法审美甚巨，而自己虽浸浸书道数十年“下功夫比红学多得多”却走眼于此，因此检讨：“躏跞，辚轹——后世误写‘鳞勒’，拙著《答问》未能窥见此一秘旨，而扰作误说，实滋惭怍，于此自纠，以志吾过。”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观点鲜明，即便对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第一届得主启功、第二届得主王学仲先生对他背临《兰亭序》的揄扬手迹，依然有所保留。这种不党同不乡愿的君子之风，现在文化界可谓稀缺吧。

    《永字八法》正文分为三编。上编《书法艺术答问》相当于互动对话，或者竟是作者课徒的问答，回答了中国书法用笔、结构和风格方面的一般问题。比如，中华毛笔这种独特的书写工具决定了中国书画的基本面貌和审美趣向，必然迥异于西洋、印度等的“硬笔文明”。但作者明显并不赞成软毫，持坚定的硬毫“毛锥子”立场，盖因为“软毫这种东西，晚到宋代才流行起来”，到明清科考帝国皇帝官僚喜欢“黑大圆亮”的馆阁体而登峰造极，而与吾国书道确立的“遒健劲爽、英风俊骨、神采焕发”晋唐书风，南辕北辙。因此，“我国文字由篆变隶，是一大进化，一大解放。从文字本身的发展史来说，是如此；从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来说，更是如此。”写篆的笔笔“中锋”就必然演为写隶的在在“偏锋”，摇曳多姿的各体书写于焉而生，八法而为一体的“永”字正遭两晋年号的高频：永熙、永平、永康、永宁、永安、永兴、永嘉、永昌、永和诸“永”，因缘具足而成为中国书法用笔的不二之选。“八法”的每一笔名称，若侧、勒、弩、趯、策、掠、啄、磔，不过平常所谓点、横、竖、钩、撇、捺，命名的古贤何以舍熟就生？ 周先生以简明的文字揭示了八法“约象立名”与传统六艺尤其“御”的关系，明了名称取义因由，对于中国书法用笔和作品欣赏，思过半矣。

    中编《书道圣经》可以看作上编的深入和拓展，作者考察了汉字书法的起源、笔精墨妙的所指、毛笔选用的标准、锋颖的藏露习尚、八法的要义所在，以及吾国书法美学上诸种融通对立的概念，如圆与方、侧与中正、瘦与肥、势与变等。我们平素所读传统书论当中那些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千里阵云，万岁枯藤”“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飞蓬惊沙”“江声起伏”等比喻，往往让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周先生却每每片言解纷，令人有廓开迷雾，大起心有戚戚之叹。比如著名的“锥画沙”，周先生不惜大段引用他未敢明确颜鲁公作者身份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章》：“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净，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知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著。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周先生再三强调毛“锥”所画之“沙”乃细沙非散沙，并证以自己的体验，雨后水消，“沙平地净”，确实“意悦欲书”。如此“意悦欲书”的经验，我也是有的。稻场过雨，微凹积水初爽未坼，最易诱人涂画线条，童年牧牛之余，折荆振臂，所画线条，明快果决，其痛快情景，读《八法》而在目前。至于书法美学上的一些关键概念，诸如沉著、遒媚、迟涩、秀错、矩度、间架、太朴、芒角等，《八法》都有精辟的引证。如作者“追寻右军笔法数十年至今”，一见清人《柳南随笔》记述所观赵松雪临右军《黄庭》墨迹“用笔颇以侧取致，以瘦标骨，以涩见古，与石刻迥然不同”后，恍然击节，“右军的真用笔，就是侧、瘦、涩三者所会的一种胜境，丝毫不错”。

    下编是几篇专论，可以看作周先生对中国书法审美特别重要的几个方面的发力研讨，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申论。

    书法这“中华文化美的最灵慧”一道，并未与时偕行，也许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周先生对唐宋以后一纸风行的赵董和晚清以降的包康碑学不以为然——“羊毫的大行其道，由于清后期包世臣（慎伯）、何绍基（子贞）等作俑，书法一变，不解此道者慕虚誉而盛效颦，中国书学之坏，亦由此始。这个影响，至今未绝，且视昔有加无减。”该对终身服膺于此俸禄于此的衮衮书界作手，是如何刺激呢。

    《八法》两度引大英博物馆馆长柯拉克（Clark）氏的感慨：“对中国画，我还能说上句外行话。至于中国书法，我有时斗胆鼓起勇气试作一点儿‘评品’的冒险尝试，其结果则是只能博得中国友人的客气有礼的不语之微笑。”假如书画评论者们、鉴藏者们在面对庸劣之作时，仅仅“不语之微笑”，江湖书法也好，庙堂书法也好，也不至堕落如此，“不知伊于胡底”吧！

    《八法》要言不烦，胜义迭见，即使不同意周论，也不能不承认他绝不废话，绝未空话。就书法对于吾国审美这关系重大的议题来看，《八法》相比掩盖周先生书名的红学研究，也许价值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