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尊重历史事实

    ■陶洁

    鲁迅先生诞辰140年前夕，赵武平先生发给我他在网上看到的鲁迅给我父亲的信与说明。他说这是收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发到网上的纪念册的。我一看那说明就觉得十分可笑。赵武平认为应该找到原书，那样更为可靠。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原书书名是《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我去网上查找，发现京东有售，而且有十分详细的介绍，提供了“编辑推荐”“内容简介”“目录”，甚至“序言/前言”。该书由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郑亚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其序言说，“为落实国家文物局下达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要求，上海鲁迅纪念馆自2013年至2016年完成了相应的库藏整理、查核、上报数据的工作，对馆藏文物史料有了新的认识，藏品信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体现普查成果，切实推进研究、展览、教育等各项业务工作，在普查数据基础上，特编辑《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以期更深地挖掘藏品价值，展现藏品魅力，与社会共享整理研究成果。”由此可见，赵武平看到的网上介绍来自此书，内容是可靠的。京东显示的该书序言还列举了9条编写原则，其中第7条是“藏品来源，一般在附注项末予以说明”。根据该书目录，鲁迅给先父的信出现在全书的第一部分《鲁迅遗存》。为了可靠起见，我又在赵武平的建议下找了一位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请他帮我查阅馆藏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发现鲁迅给我父亲的信收在第一部分《鲁迅遗存》，页码为第61页。信末的说明跟网上展示的完全一样。

    为了说明问题，我在此转述此信附有的“说明”——这封信收入《鲁迅遗存》的栏目，标题为《致陶亢德（1935年5月25日）》，页码是61。

    纵24厘米，横16.5厘米。宣纸。1页。《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收入。

    鲁迅日记1934年5月25日载：“得陶亢德、徐訏信，即复。”即此信。

    陶亢德（1908-1982）。字哲庵，浙江绍兴人，1933年时为《论语》半月刊编辑，后又编辑《人间世》《宇宙风》《乙刊》《古今》等。常写信向鲁迅约稿、请益。

    时《人间世》杂志拟辑“作家访问记”专栏。鲁迅作为首选作家，陶亢德函请接待访问，并以书斋为背景摄一影，有与许广平、周海婴合摄一影，所谓‘雅命三种’。此为鲁迅复函。

    此信由陶亢德于1982年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

    （仇志攀）

    我希望读者注意“说明”的最后一行。原文并无下面的横线，那是我加上的，因为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撰写说明的仇先生有什么根据，我很希望他能够提出证据推翻我的言论。

    其实这封信和2013年11月21日嘉德拍卖公司在北京拍卖的“鲁迅于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以及“1937年陈独秀致陶亢德的信”，都是在1966年那个非常时期被上海吴泾化工厂工人造反派从我家拿走的。佐证之一是顾廷龙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文清乱纸”中发现了这封信并且上交给鲁迅纪念馆。

    我在2016年10月26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鲁迅致我父亲书信的流失与拍卖》中提到过这件事情。我要在此重复一下：

    据1978年7月5日，顾老致方行信，谈的就是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及《西谛题跋》注释事。其中涉及鲁迅佚文云：“前谈为快，承示鲁迅佚文，我想起七二年在文清乱纸中亦捡得鲁迅手札一张，原件已由鲁迅纪念馆入藏。其文甚有风趣，抄奉一览，我尚没有给人看过，问询的甚多。鲁迅原文是：亢德先生：顷蒙惠函，谨悉种种，前函亦早收到，甚感！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並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矣。专此布复，即请著安。迅上。五月廿五日。徐訏先生均此不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2vg96.html），作者为书丛老蠹鱼（即沈津先生）。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鲁迅纪念馆会在1972年得到鲁迅给父亲的信。

    当年我是从网上抄录这段文章（博文已不可见——编者注）。如今沈津先生已经将这篇文章收入他的由广西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伏枥集》（102-120页）。这已经不是白纸黑字而是白纸铅字有据为证了。

    上海鲁迅纪念馆说我们的父亲在1982年将鲁迅给他的信捐赠给他们。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先父是在1983年去世的。但他在去世前告诉跟他一起居住的大弟弟他回忆中抄家时被拿走的重要书信和物件。大弟陶融在1984年5月曾致信上海奉贤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开列我父亲告诉他当年被夺走的信札、稿件等物品共十大项，第八项为“鲁迅、陈独秀……等人的信件”。他甚至明确指出物件收存的地点和“其中一封‘鲁迅致陶亢德’信，‘文革’中，不知由谁未经家父同意已擅自经手转交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大弟怎么知道这件事，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当年我们只是给父母写信，兄弟姐妹之间很少交流的。但我们知道1976年后，他曾经是奉贤县的政协委员，想来自有他的途径。

    无论是沈津先生的文章还是我大弟致奉贤县委和县政府的信都说明我父亲并没有捐赠。既然如此，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什么在编《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时会有上述说明？ 如果是担心我们要讨还这封信的话，我可以明确表示，他们大可不必有此顾虑。

    2013年，嘉德拍卖事件后，我曾经让上海的两个妹妹去纪念馆询问他们有多少封鲁迅给我们父亲的信。妹妹们告诉我，接待她们的先是纪念馆的王馆长，后来他有事离开了，由一位副馆长继续接待，他态度很好，甚至告诉她们纪念馆还有一封由上海图书馆上交的鲁迅给我们父亲的信。我妹妹最近想起这件事情，因为她发现她留有那天的记录，一个是王锡荣馆长的名字，另外是1934年5月25日，也就是鲁迅给我们父亲那封信的日期。他们去鲁迅纪念馆以后，我也发现了沈津的文字，但我们并没有去纪念馆要求他们归还。首先，我们很明白这封信是不可能物归原主的。其次，当年嘉德公司拍卖所谓“收藏家”不知用什么方法“收藏”到抄家物资中鲁迅给我们父亲的另外一封信时，各种报刊铺天盖地报道的是这封信卖了多少钱，一个字值多少钱。我们认为，用金钱来衡量鲁迅的信实在有辱斯文，是件很可悲的事情。相比之下，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要比嘉德拍卖好得多，至少体现了对鲁迅先生和对我们父亲的尊重。

    为此，我建议上海鲁迅纪念馆尊重历史事实，面对现实，修改说明。我认为可以改为，“此信原为1966年‘文革’时期陶亢德先生不幸因遭遇抄家而丢失，由顾廷龙先生在‘文清乱纸’内发现并上交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