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记错了？

    对《我的前半生》文本的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包括其中的副文本研究，如序、代序、出版说明、脚注等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李文达对《我的前半生》所做“补充注释”。这个“补充注释”的内容，皆为诠解该书稿晚清民初部分的史实出入。它置于正文之后，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因为作者溥仪作古多年，出版社不能妄订正文，但1960年代形成的书稿中确实留下了一些在后人看来的遗憾，故《我的前半生》的另一作者李文达，便把历史学者朱家溍1979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为《我的前半生》匡误的文章的内容和自己对它的认识，以及只属于李文达自己的一些新发现、很想在书稿之外说一说的重要问题，均放在“补充注释”里，凡二十一条。以下稍啰唆几句，便择要加以品评。

    历史学者杨东莼在1962年11月审读《我的前半生》稿本时，对它说过两句定性的话：第一，“它不能算是一部历史作品”；第二，“它是自传体的文学作品”。阅读《我的前半生》，应该牢记杨东莼对它的定性。既然作品的体裁是文学性自传，那么，作者当然可以运用饱含感情色彩的文学语言以及调动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法叙述故事。溥仪不是历史学者，也没有必要端起面孔对某些史实做严谨的考订，应该宽容地领会和尊重《我的前半生》的文学性。历史学者往往挑剔其历史的真实性，有时则过分认真，也确见学问，这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以及阅读需要。该书常销几十年而不衰的原因，首先归功于它的文学性强。历史学者也有贡献，即帮助读者掌握了某些历史知识。李文达在《我的前半生》出版二十余年后，感受到来自历史学者的压力，有必要在“补充注释”中回答历史学者们的质疑，不过是客观上的展示，并没有否定《我的前半生》的说法。且看“补充注释”第七条：

    第七页13-20行，“他（指溥仪的爷爷奕譞——引者注）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一八九零年颐和园竣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首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据朱家溍先生考证，在乾隆年间建造的清漪园中就已经有石舫了。光绪年间修颐和园，也只是在万寿山前山和东北面，以及龙王庙一带，将原有建筑进行了修缮和烟饰，所增建筑也只有园墙和颐和园大戏台，除此无他。

    本段征引的关键词是“石舫”。末代皇帝大抵觉得“石舫”这个典实极富象征、隐喻意义。笔者甚至想象溥仪叙述至此，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名句：“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彼“石头”标志着孙吴政权的灭亡，此“石舫”标志着大清国灭亡前的一幕悲剧。末代皇帝神游千载，勾联意象之异曲同工，着墨平淡，涉笔成趣，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美学发现。在这里，孤零零的“石舫”是何时之存在早已化实为虚，成为作者的心象。读者喜欢的是它对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的绝妙讽刺：点缀王朝强盛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只剩下一堆有苦无言诉说的沉默石头。其实这堆石头也树起了“降幡”，君不见康南海所云“千古伤心走马关”——甲午战争失败的民族屈辱给予中国人心灵的重创。

    诚然，李文达也有认错的时候，且看“补充注释”第4条：

    第3页第13行，“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此处有差错。按慈禧的出身简历此处为“秀女”，而不是“宫女”。慈禧姓叶赫那拉氏，镶黄旗满洲人，为安徽徽宁道宁池广太道道员东征（朱家溍原文作“惠征”）之女，1851年被选中秀女，1852年6月26日进宫封为兰贵人，1854年封懿嫔，1856年生载淳，封懿妃，1857年封懿贵妃，1861年载淳即位，尊为圣母皇太后。

    对“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的表述的批评，亦来自朱家溍，但李文达把朱氏原文的古代文献干支纪年改为阳历公元纪年并补叙朱氏所未言的西太后的籍贯。朱家溍的批评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看，应该准确无误，但他恐怕没有想过，“宫女”的说法，引车卖浆者流乃至敲针稚子都能接受，而“秀女”的说法，需要熟稔宫廷生活知识者才能说明白。况且，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意不在介绍嫔妃制度、后宫典章。拙文《我的前半生（全本）编辑手记》（收入孟向荣著《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尝云：

    李文达在1993年的重印本（宜表述为1987年的重印本为妥）中专门为此作了“补充注释”，似乎认可了朱家溍的意见。我就相关事宜向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乃斌求教。他认为这种表述没有错误，千万不要更动。“溥仪能不知道慈禧太后的情况吗？ 也许他有意这样说的。”

    这个见解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的前半生》问世时的溥仪，已经不是对东陵盗宝义愤填膺而咬牙切齿地画“杀孙图”的溥仪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的情感指向有了新的归宿，使用略带嘲弄意味的语言讲述国人皆骂的慈禧太后，也属正常。

    李大钊在历史研究中，表达了两种事实的观点：一是“实在的事实”，也就是“客观的过往”，是“死”的固化的事实；二是“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解喻中的事实”，是一种“主观认识”，是“生生不已”的。他还说，所谓“历史的真实”，一是指“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二是指“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因此，“历史的真实”是时时变化的（参看李洪岩刊于《东南学术》的论文《历史学的原生态及其质文递变》）。朱家溍强调的是“实在的事实”，溥仪叙述的是“解喻中的事实”，两种事实有主客观之分，并无优劣之别。前者重在普及知识，后者重在抒发饱含感情的理性。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时征引别人的说法，但是在表述上少写了一个字，使得朱家溍费劲考证本事，李文达为此郑重其事地做了“补充注释”：

    第16页 第13、14行，“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杀大臣鳌拜的办法”。这位“遗少”所说，经查系出自《南亭笔记》，与史实不符。据《清史稿》中所载，乃系“上见虑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

    溥仪是这样用语体文翻译《南亭笔记》的：“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末代皇帝不引述《清史稿》而引述《南亭笔记》，反映出他的无关历史考据学的具体情境选择。溥仪的童年时代，《清史稿》还没有出笼，即使已经问世，笔者相信，把两个材料放在一起，任末代皇帝选其一，他也会选择《南亭笔记》的。总之，康熙没有杀鳌拜，《南亭笔记》全是胡说，但不能否认末代皇帝觉得这个故事好玩儿，故通过“遗少”之嘴，随意轻松征引。只要在“杀”字前加一“欲”字，鳌拜的命就留下来了。说到《南亭笔记》，它属野史。野史中确有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溥仪小的时候，有看闲书的嗜好和听传闻的习惯，自传体裁适当地引用小说家言，体现出文如其人的特点，其实也蛮有滋味的。

    要之，学术型人群与非学术性人群对待历史的思维方式不同。借用人们对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形容：“带着脚镣跳舞”。学术性人群侧重于“脚镣”，而非学术性人群则侧重于“跳舞”。前者喜欢有拘有束的材料，后者喜欢无拘无束的发挥，《我的前半生》的晚清民初史部分具备擅长发挥的美学特点。

    《我的前半生》公开出版时，《醇亲王载沣日记》还在整理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李文达才完成这部日记的初步整理工作。故“补充注释”有一部分内容与专家提意见无关，而是李文达自己的发现。仅举一例：

    第23页倒数第7行，“我3岁进宫，到了11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据《载沣日记》载，溥仪的祖母和母亲第一次进宫会亲是1913年，即溥仪虚岁8岁时，溥仪与溥杰都记成了1916年。书中这一段是根据他们的记忆写的。

    其实，《我的前半生》中传主的经历记忆或者常识记录是否都准确还有不少问题，李文达均在“补充注释”中予以回答。这不同于对待清朝历史的微戏说，反正都是作者的“听说”，或者浸泡着主观的客观；而对自己的履历以及无关文学性的“死”历史，只能追求“实在的事实”，绝对不允许“发挥”一类的虚妄。笔者注意到，伴随着21世纪溥仪及其时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历史学者的说法与《我的前半生》的说法，时不时地产生了一些矛盾。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是1917年6月16日“丁巳复辟”时头一次见到了“辫帅”张勋；而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爱新觉罗·溥仪著、王庆祥整理注释的《溥仪文存》记载，末代皇帝于1914年10月5日头一次面见张勋，为他下了一道谕旨，经内务府大臣世续、景丰和绍英副署后正式公布：“张勋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又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第二次访问日本的时间为“五月”且待了“八天”。而据王庆祥编著《溥仪年谱》记载，溥仪从1940年6月22日至7月10日第二次访日。其间7月6日自大阪出港，踏上返程；7月10日登陆大连港，随后返回“新京”。作者劳动成果的缺憾，本来只有等待研究者去弥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溥仪及其时代研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李文达还有一些与溥仪一起的共同发现，因为找不到确证，故在《我的前半生》中未写，但二十余年后在“补充注释”中叙写出来了。

    第14页倒数第10行，“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关于光绪皇帝之死，始终是个谜。在写这段文字时，溥仪开始是根据太监的传说和他自 己对慈禧为人的分析，确信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但又提不出确证。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溥仪曾多方搜寻材料，进行研究。最后，我们都认为察存耆先生提供的材料是很值得重视的。察先生的先翁增崇，在光绪、宣统两朝曾任内务府大臣。光绪被囚时，增崇常在南海照料光绪。光绪死时，察先生不满十岁，对长辈们的议论未曾留意。后来，从父叔们的议论中得悉，连内务府大臣对光绪之死也是有怀疑的。察先生称，他记得增崇曾说过，光绪死的前两天他还看见“皇帝站着对太监发脾气，声音很大”。增崇存有光绪全套的药方脉案，每天不缺。增崇和其兄弟都认为脉案所记，光绪并非急病。这也是他们对光绪之死产生怀疑的根据（我曾看过察先生存的光绪脉案，并找医生研究过。虽然数量没有故宫档案中所存的那么多，但多是靠后的。用完后，我全退给察先生了。后来听说，这些脉案全毁于“文革”那场灾难。现在在手头上，只存下了一份抄件）。察先生长大已是民国，当他再次向父亲问起此事时，父亲总是避而不谈，可见，此事在内务府大臣心中已结了疙瘩。我和溥仪研究的结果，因没有找出确证，只能写成这个样子。

    这条注释说明了《我的前半生》的作者之一李文达对当年撰写书稿时未有确证之事，始终牵肠挂肚、耿耿于怀。所幸，进入21世纪后，有关文物管理机构、科研院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专家们共同合作，运用最先进的技术，采用最精密的仪器，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研究，历时长达五年，形成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参看戴逸撰文《光绪之死》）也就解开了末代皇帝生前心中的谜团，同时也昭示了自然科学研究进入人文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