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访天涯觅党魂

    徐剑是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创作的《大国长剑》《大国重器》《鸟瞰地秋》《东方哈达》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这个时代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他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现在我们讨论的《天晓1921》，是写“寻觅党的一大代表生命遗迹”的作品，也是一部视角独特，发现边缘，饱含深情，为重大主题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可能性的作品，是一部遍访天涯觅党魂的寻访史、口述史和讲述史。在传统的重大主题写作题材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参加者等，已经被书写了无数遍。这个题材如何能够写出新意，道人所未道，是首先面临的挑战。

    报告文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走出来”的。在党史、革命史的写作和出版大繁荣的时代，“1921”这个年份究竟还能写出怎样的新意？ 还有哪些角度没有被发掘？ 百年前的人物和场景，他们的生前身后还有什么未被讲述或提炼？ 归根结底一句话，究竟写什么？ 这是对作家最大的挑战。

    徐剑知难而上，遍访了“十三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徒的死无安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这既是徐剑的雄心壮志，也是对自己下的一道战书。徐剑给自己定下的写作信条是：“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只有亲力亲为才会发现有价值的人与事，才会发现大历史中有价值、有意义的细节。比如徐剑写到了王会悟，王会悟讲到了维经斯基（吴廷康）的来路以及他漂亮的教俄语的太太库兹涅佐娃。通过维经斯基我们知道，他是俄共中央政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指派的。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说：格里戈里同志，派您去中国，以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要在那里长住一段日子，把组织搞起来。这个历史细节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不仅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不仅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同时也受到了俄共直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王会悟之所以对维经斯基如数家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但是，如果没有别的佐证材料，只是一个孤证，那是有问题的。徐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那部被徐剑一直带在身边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又一次帮助了他，书中记载：

    不久我到达上海……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原文如此——作者注）。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或者说，这个王会悟并非天外来客，她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细节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徐剑写作的严谨。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王会悟的材料已实属不易，把它记述下来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质疑或否定它。但徐剑为了免于孤证带来的问题，还是努力寻找到了新的材料作为补充，使这样的讲述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书中另一处让我深感兴趣的，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相见——《上海，润之深晤仲甫公》：

    陈独秀与毛泽东，年龄相差十四岁。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一个是湖南师范生；一个是北大文科学长，一个是乡村老师。当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当图书馆助理员时，一个月八块大洋。而陈独秀是三百元，是当时众星捧月的人物。……读他主编的《新青年》，他掀起狂飙般的新文化运动，听他那激荡人心的演讲，在毛泽东心中激荡起来的何止是“湘江北去”“浪遏飞舟”，何止是沧浪入夔门、瞿塘，出巫峡，出西陵，入城陵矶的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可是当时他够不着他，润之与仲甫，韶山与独秀山，仅两山之间的简单的交谈，一种远距离的眺望，一个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对文学科长的高山仰止。仲甫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在陈独秀入狱后，从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思想界巨星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崇敬。陈独秀当时坐牢，或许看不到毛泽东的文章，但在他出狱之后，就能看到一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与他一样特立独行的毛泽东，是如何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喊出来“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还值得称道的，是徐剑对报告文学写法的创新。比如《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刚刚出来时，写维经斯基和译者陈望道的兴奋，然后写陈望道翻译这部经典著作时的情景：

    一盏油灯昏黄，将陈望道的影子投到了墙壁上，长长的，变形般的拉长，几乎覆盖了一堵墙壁。他才翻译完第一段话，便被这篇雄文点燃了，这是多么激情澎湃的句子啊，作为政治宣言书，竟然可以这样去写。他沉醉在如此优美的文字中，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暖意，尽管窗外仍是寒冬腊月，他却仿佛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时代的脚步。

    文字的现场感极具感染力。非虚构也是可以虚构的。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事件一旦进入叙事，既是虚构的一部分。对历史而言，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对历史讲述而言，语言是历史讲述的载体。语言是由历史讲述者掌控的，不同的讲述者使用不同的语言，历史便一定具有了虚构性——因为历史讲述有了不确定性。徐剑的这一讲述，与被述主体翻译《共产党宣言》当时的心情极为恰切，因为那是一部关乎人类未来的经典著述。

    采访中也有让我们惊讶不已的事情发生，比如他第一站——应城市刘仁静的老家，下榻的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就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囊便与馆长相谈，馆长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而是捡他熟悉的给作者讲抗日年代董必武、陈赓在此培训进步青年，进行游击战。末了，推荐了姓朱的政协副主席时，耄耋老人见到他，惊叹，四十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还有，“在潜江市李汉俊、李书城故里，老屋早已坍塌，青蒿掩墙，野草寂寂，只有一碣碑文勒石：李汉俊、李书城出生地。问为何不建故居，党史办有关人员告诉我，邻居家为钉子户，不愿让出菜地，征作停车场。我颇为不解，李家大哥书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房子，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啊。家乡父老乡亲今天能过上好日子，李家兄弟功不可没啊，李汉俊甚至献出了生命。”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修李汉俊、李书城故居的一块菜地居然也征不下来？ 仅凭徐剑记述的这些场景，《天晓1921》就功莫大焉。

    另一方面，抒情笔调的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比如：

    1920年2月，海参崴（俄文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略）仍旧蛰伏在漫长的冬天里，海山天地白，积雪掩埋了白桦树落叶，褪尽盛装的亭亭白桦，像藏在雪国中的女神，裸着臂膀，将手指伸向了天空，在湛蓝色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抓痕。夕阳一照，仿佛整个苍穹都在流血。

    海参崴城通往港口的路上积雪被雪橇碾轧过后，化作一道道坚硬的冰辙，阳光洒下来，红红的，闪闪发光，犹如大地上有一条条脉管，青筋毕露，通向海参崴港，通向远东，也通向世界。

    这是闲笔，但在这抒情的笔调中，隐含了作者的情感取向，所谓借景抒情就是这个意思。总体而言，《天晓1921》，是一部发现边缘，通过边缘性材料构建强大的叙事动力，既不重复过去曾经讲述的材料，而是进一步发掘出新材料的作品。这是徐剑的一大贡献；发现问题，敢于揭示问题，在作品中也构成了强烈的今昔对比，这是需要勇气的。徐剑为重大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可能性。同时，徐剑也坚持了一些不变的策略，这就是坚持行走，坚持采访，坚持眼到笔到，坚持内心充满激情，心怀国家民族大业，在细微处做宏大叙事，这就是遍访天涯觅党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