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弘：从“天下粮仓”到“国人厨房”

    在食物丰富的盛世书写粮食安全，即是居安思危，也是警钟长鸣。

    聚焦国家粮食安全、反映中原粮仓蝶变的长篇报告文学《粮食，粮食》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一种责任和使命。“搞好粮食生产，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实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文学的方式反映粮食生产问题，是文学工作者为决胜全面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的具体实践和文学承担。”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何弘说，他与尚伟民合作《粮食，粮食》，就是要告诫人们，粮食安全永远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一刻都不敢松懈。

    《粮食，粮食》共42万余字，两人历经三年多的酝酿、采访与创作，从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着眼，以粮食进化历史、生产历史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中国各时期粮食政策、与粮食相关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以我国粮食核心区建设、生产技术进步、粮食生产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主线，从粮食问题出发，基于个人经验、溯及民族记忆，力图在对河南从“天下粮仓”到“国人厨房”转变的描写中，促使大家牢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中华读书报：关于粮食的题材并不鲜见。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完成这部四十余万字的厚重之作？

    何弘：民以食为天，有关粮食的文学作品很多，避免重复，写出新意，写出深度，是这次创作的关键和难点。在完成反映南水北调工程的长篇纪实文学《命脉》之后，我希望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际，再写一部以粮食为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新时期粮食业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粮食问题是绝对的重大题材。为此，我们把国家粮食安全放在全球大视野中，选取河南这个在全国粮食生产和食品加工产业均举足轻重、又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粮食发展的历程，与全国粮食发展的脉络结合起来写。河南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我国粮食发展伟大创举的缩影。同时，我们要把粮食与个人、社会、历史的关系体现出来，表现出粮食与民族特性、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中华读书报：很多篇章勾陈史料或引经据典，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厚的学养，深入浅出地用讲故事或传说的方式将粮食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可读性很强。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何弘：创作前的准备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我们确定创作这部书，大概在2017年3月。我与伟民经常谈论这本书的创作，商量创作大纲，罗列参考书目，具体到整体结构、引用资料、叙事语言等等，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购买三十多部粮食专著，通过互联网、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掌握了大量关于粮食的文化、民俗、传说等资料。

    中华读书报：《粮食，粮食》结构独特，从历史、政策、生产技术等多个角度切入，表现粮食与国家兴衰及未来发展的关系，作品既有史料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何弘：既然是长篇报告文学，全书就应该是一个整体，章节之间必须有逻辑关系。但这样一部粮食话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内容又如此繁多复杂，如果结构不合理，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严谨，作品不仅会因为“散”而没有整体感，也会严重影响文学审美。因此，我们在结构上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多次调整。目前的结构，前言做了一个主旨性的概述，就像交响曲中的序曲，为全篇定了格调。紧接着“古人吃什么”，其实这就是粮食作物列传，也是对粮食与人类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做基本梳理。接下来的“饥荒无情”表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一个新中国家庭的粮食记忆”，从小处着眼，通过一个家庭写新中国70年的粮食简史。这之后的章节，从全国粮食生产，逐步聚焦到河南，从河南深入到影响粮食生产的方方面面，以期对粮食问题的反映尽可能全面深入。

    中华读书报：《粮食，粮食》从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着眼，在处理粮食进化历史、生产历史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中国各时期粮食政策与粮食相关的重大事件上，有前瞻性大局观，在描写当下、刻画人物上，很注意小细节。你们是如何把握的？写作中最具难度的方面有哪些？

    何弘：从视角上，作品虽然是立足河南，但我们写的是中国粮食发展，而且是放在全球格局中来写。河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切片”，我们利用身处河南这一优势，结合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把河南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中，放在全国的“大棋盘”中，放在国家安全的战略决策中，进行具体化、形象化的文学加工。因此，我们把国际形势、国家大局、政策方针、重大历史事件等面上的内容，即“大”的方面，作为背景来写，采用通俗、简洁的策略。而在描写当今过程中，即“小”的方面，更多的是利用文学修辞，以故事、细节、人物来表现党和国家宏观方面的行动，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小见大”。视角、背景是作品的高度，而故事、细节、人物等有温度的部分，则是文学性的具体化。创作最难的就是如何把大量的史料和当下资料转化为文学表达。目前的一些报告文学存在“有报告而文学性差”的问题，也有一些“文学性强却缺少报告”的作品。强化文学性，将“报告”文学化，是最难的地方。

    中华读书报：很显然，《粮食，粮食》是一部“走出来”的作品，落笔之处均能看得到你们的足迹，采写非常扎实。在“农田之旅”的行走过程中，你们有怎样的发现？ 收集和处理相关粮食方面的各种信息是否也不容易？

    何弘：采访工作主要是尚伟民完成的。在基本完成案头准备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出书斋到田间地头采访。伟民有着长期的记者经历，多年来做了大量与粮食相关的采访。从2017年秋收时节，我们开始集中到基层农村了解情况，去田间地头走访。至次年的麦收季节，我们跑遍了河南十八个地市的大部分县（市），在“河南样本”中，又选择了全国第一小麦大县滑县，优质小麦典型延津县、淮滨县，全国第一花生大县正阳县、全国第一芝麻大县平舆等几个更小的“切片”，掌握了大量粮食生产的基础资料。国家通过不同时期的战略调整，不断完善体制，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创造了“中国式”的世界农业奇迹，也是这部书的重要表达。从海量的资料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一个劳动量巨大的工程，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与耐心。从这一点上说，真的是不容易。

    中华读书报：“飞手”郭永肖一章，写得非常出彩。作品中很多类似的短章，独立出来就是一篇生动的报告文学。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形象地书写了全国、河南的许多粮食育种专家，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代水稻专家丁颖、研究“豫粳6号”“郑稻18号”等水稻品种的科学家，构成一幅幅精练准确的素描，传神地体现了他们为国担当及忘我的献身精神。在人物选择和写作上，你们秉持怎样的理念或原则？

    何弘：伟民老家是滑县的，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县级小麦生产区。滑县粮食生产在河南的地位，就像河南在全国的地位一样，粮食生产这些年做得非常好。所以在选取县级“样本”时，第一个就是滑县。因为有了“样本”意义，我们去滑县的次数和在那里走访的时间自然就多。如果不是多次去滑县，可能我们就采访不到郭永肖，那么这个案例就只能放弃。关于选择书写育种家的原则，首先是贡献成就大的，其次是熟悉的。比如说袁隆平院士，如果不写他，肯定全国人民都不答应。但我们与他又不熟悉，而采访到他难度非常大。我们了解到他在信阳有超级水稻实验基地，就找到与他多次接触的记者朋友了解情况，又找到跟他熟悉的玉米育种家程相文，结合媒体对他的报道和写他的文学作品，最终完成了这部分书稿。对河南的农业科学家，我们选择的均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有突破性成就的育种家、栽培家。他们都在河南，通过组织协调都能采访到。有了深入采访，写起来也会得心应手。

    中华读书报：《一个新中国家庭的粮食记忆》中，用了41页的篇幅讲述八旬老人尚本礼目睹豫北农村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但后面粮食专家如北蔡南吴等故事相对没有那么丰满。在繁简取舍上，你们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吧？

    何弘：选材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课题，即对内容详略的取舍，要求突出重点，忌面面俱到。“一个新中国家庭的粮食记忆”这一章，可以说是选取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的一个家庭做“切片”。在七十余年的跨度中，发生了土地改革、农业化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计划经济体制、农村生产责任制、粮食市场放开等重大社会变革。如何呈现这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且不说展开写需要很大的篇幅，再者也不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我们经过深入思考，反复斟酌，受“一滴水中可见大海”的启发，采取以一个家庭这“一滴水”，反映我国粮食制度发展的“大海”。无疑，这也是文学转化率非常高的一章。对“北赵南颜”“北蔡南吴”等农业科学家的简略处理，一是受篇幅和创作时间限制，不能每个人都详写。二是在整个粮食发展的脉络上，又避不开他们，采用素描手法作简要介绍，应该是比较妥当的办法。

    中华读书报：《粮食，粮食》语言很有特点，颇具中原特色，充满诗性，略有《舌尖上的中国》的味道，可读性强。两位作家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是如何反复磨合的？如何达到一致？

    何弘：关于表述方式，我们初定的目标是：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通俗性。我们两个合作具有非常好的互补性，我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评论研究，有纪实文学的创作经历，在总体结构、素材取舍组织、语言调性把握方面有优势。伟民是记者出身，主要写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作品，语言感性、有温度，采访、素材积累、落实具体设想等方面做得非常好。创作中我们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合作非常默契。

    中华读书报：书中提出了对粮食丰富立体的多方面关注，除了传统粮食概念，还将禽肉乳蛋、瓜果蔬菜等食用物质融合到了“粮食”的范围，同时也在经营管理方式、科技机械手段运用等方面对粮食生产的作用进行有益探索，总之这部作品在具有时代特点，无论是观察认识和写作技巧均可圈可点，具有新意。

    何弘：如何让广大读者接受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需要我们多动脑筋，跳出旧的窠臼，始终以创新理念引导创作。比如“古人吃什么”这一章，我们采用随笔式叙事，突出知识性、趣味性。“饥荒无情”，则采用思辨性语言，以呈现、典籍记载、反思等多种手段诠释饥饿下的极端人性。写到国家战略、政府措施，更多的是使用辨析性、通俗化叙述。辨析性叙述，即对党和国家决策、各级政府措施的解读。通俗化叙述，则把难懂的专业术语、严肃的“政府公文”转化为通俗易懂、轻松明快的随笔，减少阅读障碍。总而言之，我们考虑到方方面面、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需要，并在创作实践中予以尝试。但能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还需要他们通过阅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