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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2月16日 星期三

    芭蕉俳句《古池》的新解和新译

    王广生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2月16日   19 版)

        《松尾芭蕉图》,野田九浦作

        日本俳句,是世界上最短小的定型诗歌,由五、七、五共十七个音组成。有学者认为,俳句及其代表的文化是日本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而日本俳句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松尾芭蕉。

        在芭蕉之前,日本俳句文坛流行的是俏皮、滑稽甚至恶俗的风格,与其说创作,不如说在游戏,并未真正走向艺术化的道路。那个时候,如果不俏皮、不来点搞笑的东西,你就不好意思说你写的是俳句。芭蕉虽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可是自己也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诗句。1686年,在一个难眠而静谧的深夜,他听到青蛙跳入古池发出的水声。水声打破静谧,同时又增加了一份静谧,这给芭蕉以莫名的感动,于是便随口吟出那首著名的俳句:

        古池や\ 蛙飛びこむ\ 水の音

        这是在日本流传最广的一句俳句,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井本农一将其誉为“蕉风开眼”之作。

        近代俳句之父正冈子规曾写《古池俳句辩》一文,详细论证了《古池》诞生的过程,并认为《古池》之所以名扬天下,并非是因为它在美学层面的绝对价值,而更多地源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芭蕉通过这句俳句打破了当时俳句既定的诙谐风格,确立了独特的艺术理念,为死寂沉沉的俳坛开创了一条新生之路,后世称之为“蕉风”。

        《古池》俳句在我国也颇有影响,迄今为止已有数十个译本问世,包括周作人在内的诸多名家都有各自的译作刊行。译本之所以不同,除了译者在语言修养和风格上有差别,还因为译者对俳句的理解也有个性化的一面。换句话来说,译本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解读的能力和理解的向度。基于这一点,我们大致可以将国内既有的汉语译本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强调“动”与“静”的转化关系。

        第二,侧重表达青蛙入水的声响及其带来的幽静和闲寂情趣。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是陆坚先生的翻译:

        古池碧水深,青蛙“扑通”跃其身,突发一清音。

        这个译本以汉语“五、七、五调”的形式对应俳句的“五、七、五调”,侧重“静”“动”之间的转换和变化。译者认为世界万物,有动有静,变化无穷。静的客体,有时会使人感受为动的;动的客体,有时会使人感受为静的。客体的动态,有时会使人产生静意;客体的静态,有时会使人产生动感。高明的作家所表现出的对动与静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可以使作品妙趣横生,韵味不尽。(《日本俳句与中古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

        在强调动与静之“变化”视角下,还有以下中文译本:

        苍寂古潭边,不闻鸟雀喧,一蛙穿入水,划破静中天。

        寂静的古池,青蛙跳水,刹那的响声。

        幽幽古池畔,青蛙跳破镜中天,叮咚一声喧。

        悠然古池蛙跃入,弄出水声破静谧。

        第二种情况的译本,举例如下:

        悠悠古池畔,寂寞蛙儿跳下岸,水声轻如幻。

        幽幽古池塘,青蛙入水扑通响,几丝波纹荡。

        古池幽且静,沉沉碧水深,青蛙忽跳入,激荡是清音。

        古池幽静,跳进青蛙闻水声。古池塘,青蛙跳入水声响。

        以上译本大多注意到了动静之间的转换是依靠青蛙入水的声响完成的。水声打破静止的时态,成为由静而动的“通道”;同时,水声渐逝,又成为了由动而静的“通道”——由静而喧,以动写幽,表达了一种闲寂和幽静的美学情趣。上述译本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多以添加审美判断词汇(如“幽”“静”“幻”)的方式,尝试引导读者感受青蛙入水的声响带来的“寂”和“幽”。

        有心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上述两种翻译策略和风格,又可统摄于禅宗美学的立场。无论是“动”与“静”的对立变化,还是两者之间的转化依存,都体现了禅宗对“绝对的同一性”的领悟。

        在禅宗美学的立场下,就第一种情况的译文,即关注动静的变化,我们尚可做进一步的解释:古池意味着静寂悠长而古老的过去,青蛙跳入这一动作,则是短瞬的“此刻”,此刻跃入过去,空间激活了时间,时间流动起来,并又在空间中渐次消隐,恢复了原有的寂静。跃入的此刻也融入了时间寂静的长河之中,有形、有限的事物融入到了无形、无限的诗意也即禅意的世界。

        在禅宗美学的立场下,若我们更加赞同第二组译文,即关注动静变化的途径——水声,那么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一思路做更深入的解读:“水声”扮演了一个联结动和静、过去和未来的角色,即“现在者”。“现在者”永远处在瞬间即逝的“现在”,但它却是动和静、过去和未来不可或缺的媒介,没有这个媒介,就没有我们对于“动和静、过去和未来”——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而且,无论是上述哪种解读方向,都会带我们步入一个充满禅意的世界,也即一个闲寂风雅的审美世界。

        据说,在芭蕉创作这句俳句前后,僧人佛顶来访。佛顶问:“最近如何度日?”芭蕉答曰:“雨过青苔湿。”佛顶又问:“青苔未生之时,佛法如何?”芭蕉答曰:“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由此可知,这句俳句通往的正是松尾芭蕉的禅思世界。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确证:芭蕉之所以被称为“俳圣”,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俳句从语言游戏升拔为一种独立的诗歌艺术,禅宗思想的引入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禅宗学者铃木大拙曾言:“迄今为止,徘句是用日本人的心灵和语言所把握的最得心应手的诗歌形式,而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卓越的天职。”

        综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古池》美学的讨论多半限于禅宗美学的范围。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上述解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特别是上述美学层面的解读为我们点明了诗歌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非《古池》美学的全部,在东方传统美学的视角下观之,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部分。以下,我们尝试从新的视角“抵达”《古池》生成的现场,主要从生命美学的立场上完成一次精神的探险。

        何谓生命美学? 众所周知,以古典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美学具有生命论的色彩。如牟宗三、方东美、宗白华等学者对生命美学及其相关观念多有论述。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生命美学的概念,强调美学应摆脱对“本质”的渴求,而转向在“人与意义”的维度上的追问。也有学者提出“生生美学”“生态美学”等与之相近又不尽相同的概念。我也赞同潘先生对生命美学的如下断言:借助于胡塞尔“回到事实本身”的说法,生命美学是从理论的“事实”回到了前理论的生命“事实”,是从生命经验出发对于美学的重构,也是在超越维度与终极关怀基础上对于美学的重构。因此,生命美学就是生命的自由表达,就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

        不过,限于文字,我们暂不作复杂的纯理性思辨,对生命美学进行概念的追溯和厘定。《金刚经》有云: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其意在说明:我们人类对世界和万物的命名即为概念,而概念的本质乃是一种理解世界万物的手段,是追求真谛的路径,是手指明月的“手指”,也即是说,概念既不是世界和万物本身,也不是真谛和明月本身,因此,我们也不必执着于“生命美学”等概念,只是借助这一概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让其作为一根探路的拐杖、一种解读《古池》内在精神世界的新视角。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做如下提示:“生命美学”必定要求我们侧重从生命的立场去追问、理解所谓“美”的发生原因和现场,尝试从生命内在的律动和先验的规定性的角度去发现美的新维度和空间。

        换句话说,面对这句俳句,若站在“生命美学”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关注两个细节,而这两个细节又共同指向了俳句中唯一的、具有生命意识的主角,即蛙。

        第一个细节,俳句中打破“古池”这一静止时空的是“水声”而非蛙声。

        第二个细节,此处的“蛙”是暮春之青蛙,而非夏季的“雨蛙”(あまがえる)、“青蛙”(あおがえる)、枝蛙(えだかわず)以及秋季的“秋蛙”(あきがえる)等。

        第一个细节所包含的问题似乎不存在,因为前面提到的第二组译文恰恰强调了“水声”。不过,我们注意到,日本的俳句大多关注的是青蛙的鸣叫声,并多将青蛙的声音和燕子、蝴蝶等意象一样当作是春天的象征物。《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中,就有“花丛春莺,水中蛙声,闻听生息万物而歌咏”的句子。而《古池》中的“蛙”却是沉默无声的,但其跃入水中的动作及其引发的“声响”,却从另外一个方向指向了“生息万物”的活力本身,以隐藏的手法“迫使”我们去关注俳句中唯一一个具有生命主体意识的角色——那只沉默的青蛙。

        我们知道,青蛙经过漫长的冬眠,会在初春醒来,跃出地面,活跃在水岸间。它们会抓紧时间完成求偶工作,并在水中交尾和产卵。而它们鸣叫就是为了吸引异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求偶行为,且只有雄性青蛙才鸣叫。

        反观芭蕉《古池》这一俳句,担当主角的并非荷尔蒙分泌旺盛、被情欲支配的初春的青蛙,而是一只在暮春时节的沉默不语的青蛙。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时至暮春,青蛙们基本完成上帝交给的爱情使命,它们也会进入到一个短暂的安静的时期,日语中称这一现象为“めかり時”。在芭蕉的笔下,我们不知道这只青蛙的雌雄,也无法对如下问题给出确定的判断:它虽是雄性却没有了鸣叫的动力(已经完成爱情还是未能找到爱情的对象而错过了时节)? 还是因为先天性的缺陷(如没有鸣囊)导致它无法鸣叫而悲哀? 它为何独自在池边静坐? 为何又独自跃入暮春温暖而寂寞的水中? 它是在回忆过去? 还是在渴望未来? 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道,但我们却可以从文字中获得联想(联想发生的一个认识论前提是,意识到青蛙也是具有生命意识的生命主体)。而且,我们知道它跃入水中是静默的,和古池融为一体。它跃入水中,惊起了时空中的瞬间的扰动,旋即又和周遭的世界融为一体,和古池的命运一并走入遥远而未知的巨大的虚空。叔本华说,人是盲目求生的意志。青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反言之,有机的生命是有限的跃动,无机的生命是寂静的永恒,但无论有机还是无机的生命,万物并作,最终,皆归于寂静。这是蛙类的命运,不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生吗?

        半田美永和刘德润在《日本俳句入门》一书中,谈及俳句的哲学启示时,曾言:以“凝视自然”为主题的俳句,包含着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关怀,创作俳句,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中,探究天道自然与人事的相互关系。

        且看《道德经》第十六章,句云: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

        显然,《道德经》这段话所包含的生命感悟与芭蕉俳句中的美学相通。这并不奇怪,“生命美学”的视角之所以对芭蕉俳句有效,是因为这一视角和芭蕉俳句之间存在着共同或相近的认识论基础,这就是道家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唯有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芭蕉才能感受青蛙内在的生命律动,从春夜蛙入古池的自然现象中顿悟到人与天地自然的契合,写出极富哲学思考和生命关怀的诗篇。我们也唯有在这一认识论之下,才可以对芭蕉创作这句俳句的精神动机、过程做出如上推论和联想,窥探其中的旨趣。

        实际上,除中国文学和禅宗思想之外,道家思想也在芭蕉的精神世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有学者曾对芭蕉的作品进行统计分析,指出作品中对庄子的摘引甚多,涉及《逍遥游》和《齐物论》的引用就多达21处。

        在道家天人合一、万物无别的自然观(也即文明观)的影响下,芭蕉创作了很多富有生命美学的诗篇,被称为自然生命的歌者。他还提出了“随顺造化,以四时为友”的观点,并以诗文创作践行了朴素的自然主义生命美学理念。据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芭蕉主要基于道家的自然观和生命观的思想通道,超越了现代功利主义的美学,直接连通着当下的生命之美学,并启发着未来美学之路径。

        反顾自身,面对《古池》这样的诗篇,我们何以拘泥于禅宗思想抑或日本独特美学概念(“物哀”“幽玄”“闲寂”等实乃近代思脉下的发明)之内的提问和思考,而未曾发现一条新的美学思径,通往诗歌发生的现场?

        与芭蕉那个时代的人们相比,我们的知识量不知几倍于前人;但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却较为固执和贫乏,甚至出现了某种意义的倒退。就美学而言,王国维在上个世纪初就曾高呼“生命的美学”,主张真正的美学应该从“使命”到“天命”、从“政治家之眼”到“诗人之眼”(宇宙之眼)。可如今,学界包括诗歌界流行的是基于近代科学理性的功利美学,导致我们生命观念的僵化和视域境界的萎缩,以致我们的知识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无法认识到自身所在自然界的真相和位置。这也是在认识论层面导致人与自然对峙,反过来给自身带来戕害效应,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回到《古池》。基于生命美学提供的新的解读方向与可能,我们也尝试提供一个新的译文,供大家批评:

        古池暮春蛙轻跃,幽情寂在水声中。

        这个译本注意到了原有某些译本中“池”和“塘”同时使用的矛盾(“池”和“塘”原本分别指圆形和方形的聚水洼地),回避了“扑通”等译词对诗境的伤害以及将诗翻译成“非诗”的尴尬。而且,新的译本点明了俳句所构建的审美世界的触发者和主角是暮春时沉默之蛙的事实,也顾及了沟通过去和未来、动与静、有与无之媒介的“水声”的重要位置,同时以“幽情”和“寂”指向这句俳句所具有的隐微的审美特质。不过,诗无达诂,我们的解读和新译并非完美和唯一正确,新的解读也绝非为了否定先辈们的成果与努力,我们的用意只在于,为《古池》等古典文学提供一种当下的生命美学(非某个人的美学理论或主张,而泛指基于万物演化的立场,将人放在自然界最末端位置去理解生命形态的美学观念)的视野与诠释的可能。

        或许,大家会对此提出疑问,一首如此短小的诗,何以有这么复杂的解读,其道理何在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俳句本身。从发生学的立场看,我们知道俳谐连句是一种集体的创作,原本作为俳谐第一句(发句)的俳句,在创作时必然考虑到接下来新的作者的存在,有时候会故意“埋进暗示的地雷”(川本皓嗣语)。后面的联合作者也会有意误读、加入新解而创造新奇感等。因此,俳句作为世界上最短的律诗,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读者的解读。肯定和鼓励读者进行合理想象、甚至创造性地理解俳句的意思也成为了俳句的题中之义。也正是基于对俳句这一特点的理解,我们才敢于立于当下的生命观念和历史审美的事实,提出一种新的解读方案。这不是否定,而恰恰是对俳句表达出至高的敬意。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边界也是世界的边界。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他把这部书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句话: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也有人将之引申为:在无法言说之外,人必须沉默。对此,我只同意这个观点的一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哲学的、逻辑的语言,也有日常生活的语言,还有文学的诗性的语言。如果说哲学和日常的语言背后潜藏了一个本质(彼岸),迫使我们陷入一种永不休止的追问(理性的二律背反)和思考的焦虑之中的话,我们不要忘记,人类还有一种诗的方式、艺术的方式获得生命的启迪。对于无法言说的(彼岸),我们可以尝试以诗的方式言说,以诗的语言暗示、隐喻和体悟现象背后的秘密,言说那个不可说的沉默。

        今日人类文明再次面临危局,我们期待新的美学与诗歌。我们相信,在诗歌的空白和沉默处,必然有一条美的道路,昭示人类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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