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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发生学对话录》是杨义教授在澳门大学给博士生上课的实录。它最开始是一个念头，后来演变为一个学期的文学课，最后成为了一本书。杨义教授上课并无讲稿，思想四处随意流转，用“激流”与“漩涡”来形容毫不为过。学生们课前必须大量阅读，才能拼命追赶上老师的思维节奏。这本书并非亦步亦趋地讨论文学史写作的方法、提纲，它是如此难以定义，它更多的是一部激发读者思考的问题之书，许多经典的文学问题跨越时空纵横连接，魔幻感十足。
杨义教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每十年转换一个方向，从当代文学到古代文学，都留下他思索的印记。他具有宏阔的治学视野，各种材料随手拈来，一种思想游走的节奏暗含于书中。从上古神话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再到明清白话小说，再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话录中交织着历史哲学、命运哲学、叙事学、思想史、精神史。
孟轲、荀况的论述，理论完美而辞句雅正；管仲、晏婴的著作，事实可信而语言简练；列御寇的书，文气宏伟而辞采奇丽；邹衍的议论，构思夸张而辞句有力……
“从来如此便对么？”杨义老师大喝一声，用质疑的精神，对庙堂之上的文学知识重新审视，引发了学生们的热烈探讨。师生在课堂上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精彩的碰撞，由一问一答而催生出来的灵光与启发层出不穷，让人仿佛穿越至几千年前孔子与学生的对话。这种思维训练的目的之一，显然是让人学会如何发问。
发问——这一行为恰恰说明好奇心在萌芽。
从发问，到引发好奇心，最终产生探究真相的欲望。书中写道：“事情原本存在的状态与人们用来表述的文字，是存在着差距的，是经过脑袋梳理过的，只能根据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表述模式来处理。”问题意识来源于对真相的好奇，从原始材料到真相，连探究真相的最后这一厘米距离也许同样充满了波折离奇。不断地将好奇心付诸行动，像探险家一般，这意味着，永远站在了自身认知领域的最前缘。
如何厘清真相呢？
还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对于历史，人类穷尽各种办法，绘画、摄影、录像、录音、文字记录……但面对历史真相，这些手段只能捕风捉影般刻录下当时的片刻。杨义老师说道：“历史现场的复原，是一个艰难的命题。要有感性、理性和悟性多管齐下。比如说，要汇集很多材料碎片，就像文物考古，把许多陶片按照它的形制、弧度、花纹、断口细心缀合成一个古陶器，用这种方法最后呈现一个历史的现场。”
除了历史现场的还原，过程的还原同样不可忽视。杨义老师在书中指出：“考察文化经典的发生学，不能割裂时代思潮的总体过程。思潮渗透于经典，思潮推拥着经典，思潮裹挟和影响了经典的存在形态。”考察单个的文学作品、作家也需要过程意识：“《孙膑兵法》有很多东西跟《孙子兵法》一脉相承，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跟《孙子兵法》不一样……历史是一个过程，军事思想家思想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没有过程意识，是看不透一个复杂的军事思想家的。”
回顾教育旅程，我们总是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灌输，很少主动思考、探究、追问知识源头。如果我们以主动发现的方式进行学习，内在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力可以带我们进入更多的未知领域，我们会被更多的新发现包围，自己的知识王国也会逐渐搭建起来，学习的快乐油然而生。
再回到这本书写作的初衷。杨义老师想写一本与众不同的文学史，言下之意，他希望突破模式，而突破模式的前提正是研究模式。此书带领我们反思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思路中缺失了什么。这一本《文学史发生学对话录》可以视作我们目前所有文学史教材的补充，也可视作我们固有思维模式的突破。
警觉的你是否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四处布满了模式。你最近喜欢上的歌曲也许是同一个模式的变身之一，你向朋友力荐的菜式也许是众多食客认可的几个模式之一，你天天追的电视剧由一个又一个大致雷同的情节模式组合而成……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也存在这思维模式、语言表达模式与情感表达方式的固化……模式代表广泛认可，可以大量、快速复制生产，但是也极有可能带来思维平庸，面貌一致，日趋内卷。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文学史发生学对话录》帮助读者培养了发散思维，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势，引发读者思考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文学造诣。对于专业读者而言，是一种治学方法的展现。
这本书仿佛帮我们做了一次思维体操。问题意识并不仅仅需要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我们的生活中同样需要它，生活就如同一个实验室，我们能因此更为清醒地去研判某种现象，保持一定距离地去观察自己的行为，也能够激发更为多元的观点，从而更为独立而快乐地生活，成为你所想成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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