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法,是以客观的“近大远小”观察方式,在二维平面上,利用线和面在画面深处交会于“消失点”的视错觉原理,刻画三维对象的艺术表现手法。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家布鲁内莱斯基发现透视法以来,数学法则开始进入艺术领域,艺术家们在绘画中利用几何原理,科学地处理体积、空间、距离的关系。这种量化的绘画模式一度让艺术作品达到相当逼真的程度,几乎可与照片媲美。然而,在漫长的西方艺术史中,无论是布鲁内莱斯基之前还是之后,都有不少艺术家通过改变对象的尺度、质地或位置,打破透视统一,制造出某种不协调的“反透视”现象。这样的做法,并不一定是技巧缺陷产生的失误,更多是艺术家出于某种特定观念或心理倾向,采取的一种创造性手法。
几何的观看:透视之下的客观真实
尽管透视法的实际应用在艺术史上早已有之,但布鲁内莱斯基一直被公认是透视法的正式发现者。据《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的作者瓦萨里记载,布鲁内莱斯基一手举着一面镜子,另一手举着一幅抠了一个小洞的画,两者相对,眼睛通过小洞去看镜中反射的画面,并与实际建筑物进行重叠比对,发现真实的建筑与画中的图像竟是完全一致。这就证明了用透视法完成的绘画能够如同照片一般精确。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这样评价他:“尽管希腊化时期的画家已经精于营造景深的错觉感,但是布鲁内莱斯基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数学方法给予了艺术家。”
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理论家阿尔贝蒂在1436年《论绘画》一书中对透视法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教导艺术家们如何运用这种法则作画。他说:“绘画是可视圆锥体的剖面,亦即绘画是对现实做出的透视分析。”他把人的视线想象为三种“射线”——被视物体边缘的“极点线”、被极点线环绕的“中间线”和与被视面完全垂直的“中心线”。这三种射线借助大气运作于被视物体和人们的眼睛之间,形成的视锥体取一截面,即完成了从三维物体到平面画布的透视转换。阿尔贝蒂进一步给出了透视作画的方法:画家须在自己和景物之间放置一块画好方格的玻璃板,观察景物在方格上的投影位置,然后在另一块画着同样方格的画布上,根据玻璃板上的景物坐标依样描绘下来。
这种“截面”的透视画法在文艺复兴时期相当流行,其中,将透视数学原理运用到极致的是德国画家丢勒。丢勒精于数学研究,在他的《量度四书》中,提到了许多方法来制作透视绘画,其中就包括阿尔贝蒂讲到的方格法。除此之外,他还形象地用绳子模仿人的视线,将绳子拴在物体一端,另一端穿过画家面前的框架,从而确定物体应该精确投射于画面上的哪一点。
透视法深深影响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马萨乔的著名湿壁画《三位一体》就将圣父、圣子、圣母和圣约翰安放在透视性的框架中,看上去仿佛在墙上凿了一个深洞一样,让当时的观者大为震撼。具有同样效果的还有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在米兰的圣玛利亚慈悲修道院餐厅里,这幅画占据了整面墙壁,透视的纵深让人感觉在实体的大厅深处又开辟了另一个大厅,真实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自然衔接在一起并延伸向无限远方。
背离透视:人为制造的“错误”
文艺复兴以来,掌握透视法被看作画家的一项重要本领。但是,即使在透视技巧已经相当成熟的文艺复兴画作中间,时常还会出现一些违反透视规则的“错误”,在透视统一的画面中显得不太协调。其实,这些“错误”并不一定是画家的粗心之失,而是为了表现宗教神迹或增强画面效果的有意安排。
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在《绘画史事》一书中列举了两幅《天使报喜》,分析了其中的反透视现象,指出这是画家刻意安排的上帝“道成肉身”之象征。
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天使报喜》被认为是“首先使用纯粹的‘中央单焦透视法’绘制的作品”(欧文·潘诺夫斯基,1925)。左边拱廊下是天使伽百列,右边拱廊下是圣母玛利亚,地面使用透视法画成。此画的奥秘在于中部的一根廊柱:它支撑着两个拱廊,上半部消融在金色背景之中,下半部则突出在地面之外。
这种奇妙的处理方式被阿拉斯称为“安布罗焦·洛伦泽蒂的一个天才创意”,即用一个廊柱来表现上帝的“道成肉身”。天使向圣母玛利亚宣告受孕,有血有肉的圣子耶稣即将来到人间,在这个故事中,前半部分“天使报喜”是有形的,容易表现;但后半部分“道成肉身”却是无形的,难以直接反映在画面上。于是,阿拉斯认为画家采用了反透视的方法来展现这一奇迹:在画面上方,廊柱和金黄色的背景融为一体,并不存在于实体空间;而随着廊柱向下延伸,就来到了用透视法画出的地面,变成了不透明的几何实体,也符合透视空间“可以测量”的本质特征。在这里,上帝的“无限”改变了性质,体现在一个“有限”的、可测度的实体上,这正是“道成肉身”的表现。
更巧妙的是弗拉·安吉列科《天使报喜》。天使和圣母的对话用金字刻在画上,天使的话从左至右,圣母的话从右至左,反向朝外。天使对圣母说:“上帝即圣言,他无所不能。远天的圣德将庇荫于你。”圣母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Ecce ancilla domini,fiat mihi secundum verdum tu⁃um.)”可是在画中,人们却只能看到“我是主的婢女”和“你的话”字样,而最关键的“fiat mihi secundum(愿照……成就在我身上)”却不见了。莫非这几个词被廊柱遮住了? 然而再看天使对圣母说的话,却是完整的。这显然不符合透视规则。阿拉斯分析,这一巧妙的安排是画家有意为之,“fiat mihi secundum并未被廊柱挡住,这句话就是廊柱本身”。廊柱在教义中通常是耶稣最传统的象征,这关键的字句化为廊柱,不是恰好说明了“道成肉身”的秘密吗?
与此同时,阿拉斯还发现了圣母卧室中一张不符合透视规则的床,如果以地面和整个建筑为参照画个平面图的话,这张床就伸到了内墙之外。这种“不可度量”的现象打破了透视法则,提示着我们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房间,而是神迹的所在。
除了表现神迹,反透视还有其他的用途。帕·亚·弗罗连斯基的《反透视》一文认为,在精确透视的画面中做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可以带来更富有欣赏性的画面效果。
在众所熟知的《最后的晚餐》中,只要简单测量一下就会发现,画中房间的高度大约是人物身高的两倍,而宽度则是三倍左右。实际生活中,这样大小的房间想必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物,即使容纳,也会显得狭小逼人。但达·芬奇的这幅画看上去却并不让人感觉压抑,究竟为何?这就是画家有意打破透视统一,将人物的比例放大,使人物看起来“浮出”画面之外,“跃入”真实的餐厅,赋予画面非凡的美感和强大的说服力。
拉斐尔《雅典学院》也是如此。
不难看出,画中巨柱的高度仅相当于人物高度的两倍多一点,在现实生活中,这样高度的房间体量必然不大,也不太可能给人宏伟之感。然而拉斐尔的整座建筑看起来却是富丽堂皇,相当壮观,其奥秘就在于艺术家选用了两个不同的视点,以较高视点绘制地板和人物,以较低视点绘制拱顶,经过这种纵向的“拉伸”,使整座建筑伟岸起来,充分拓展了建筑内部的视觉空间。
心理的观看:反透视呈现的主观真实
反透视的作用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这些。以塞尚为先驱的现代艺术家更喜欢反透视的原因,是“几何真实”的传统透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内心需要,他们更愿意从自己的心理出发“看”世界,呈现出的世界既可能是多个视点的综合,也可能是多个时点的叠加,或者是以上全部的结合。这种艺术上的“心理真实”让艺术创作变得更加自由,传统的透视统一自然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威尔·贡培兹在《现代艺术150年》一书中,引用毕加索的评价,称塞尚为“吾人之父”。塞尚认为人有两只眼睛,所见各有不同,因此绘画当然不该像照片一样,通过一个静止的单镜头来观察对象。要反映出眼睛的真实所见,就不能从单个视角,而必须从两个视角去看,把两只眼睛各自的所见都反映出来。大卫·霍克尼说:“塞尚是第一位使用‘双眼’作画的艺术家。”
《有苹果和桃子的静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画出的。塞尚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平视和俯视)画了一只罐子,桌子也是由两种视角画成,致使桌面看上去既是平的又是倾斜的。如果以文艺复兴画师们的传统透视法来看,这幅画无疑是“错误”的,不但罐子变了形,水果也要从桌面上滑落下来。但这正是塞尚的创新之处——通过反透视使视觉信息最大化,脱离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从而进入艺术家主观的心理世界。双视角的应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立体主义者,毕加索花了很多年研究塞尚的绘画,并感叹道:“塞尚是我唯一的导师。”
自从塞尚用“两只”眼睛打开现代艺术的大门之后,艺术家们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反透视探索。霍克尼也是其中之一。他说:“照片是从一个视点,是在镜头一闪之间同时看到一切的,但我们却不是。我们需要时间去看。反透视意味着你动了起来,因为物体的两个面你都可以看到。”他的《1983年2月漫步京都龙安寺禅园》是多张不同位置拍摄照片的拼贴作品,也是他做出的第一件改变透视的作品。在制作拼贴的实验中,他发现,“当你把两三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改变透视了。”于是霍克尼做出的禅园改变了原来的形状,这幅“不采用西方透视法的照片”令他十分兴奋,并宣称,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透视。
几百年前,当不符合透视法则的现象首次出现的时候,人们通常把它看作艺术家的偶然失误。然而今天,反透视已经是当代艺术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当作异类来看待。美国艺术评论家唐纳德·卡斯比特在《重温艺术中的精神》一文中说:“科学物质主义的空间理念,强调的是测度、秩序、精确等原则,在艺术里它充分体现在传统西方绘画的理性透视结构上;然而现实可以以不同方式呈现在人眼前,它既可以以清晰、可控、有区别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可以以自由、貌似抽象却有自发表现力的方式呈现。”毕加索在画那些巨大双手的芭蕾舞者时,他显然不是不懂透视法,而是更愿意服从主观的感觉——当舞者运动时,观者的注意力在手,因此,把手画大一些不但不会损害舞者的优雅,还能更加突出画家的主观感受。就像霍克尼说的那样,“我们的观看方式带有几何性,但同时也是心理的”,当我们知道了艺术的观看远非几何的观看,而更趋近于心理的观看时,我们就能更深地理解反透视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