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中的悲欢

    读完止庵的《受命》，一句话毫无来由地横亘在脑海：“杵在时间的河流中！”似一个粗大的叹号，又似烧黑的枯木，固执竖立，任水奔流……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意象。

    认识止庵已经多年。这么多年来，止庵示我的印象，谦和儒雅，是书斋里治史的学者、博览群书的编辑家，也是冷幽默的书评家。忽然间就推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受命》，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看他的介绍，确乎是写过小说的，有中短篇小说集《喜剧作家》等。不过，他过往的作品，还是以研究性、考据派的《周作人传》更为知名。“止庵也写长篇？”在我来说，这惊诧不能说没有。接踵而来的，则是如此的“止庵君”，又写怎样的长篇呢？

    先说小说的故事。冰锋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口腔科医生，技术不错，爱好文学；对文学的爱好，止于阅读广泛、见识不凡，尤其偏爱《史记列传》中的伍子胥传，心心念念的是写一部伍子胥的话剧。母亲年迈，时而清醒，更多是忘事；母亲一次清醒时对父亲自杀原因神神秘秘的透露，让冰锋五雷轰顶——因亲密战友的揭发，父亲惨遭厄运，一个人在凛冽荒芜的地下室孤寂死去。酷烈的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告密者官居高位，虽垂垂老矣已然退休。母亲已老，弟妹尚小，闻知此事，小说中冰锋给我的印象，是弓起脊背、如激怒之兽，如鲁迅笔下“肩住黑暗的闸门”的眉间尺或其他人等，一时间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为父亲复仇！

    《受命》却没给冰锋的复仇设置精巧的路径，全书看不到江湖上的快意恩仇。小说只是让“复仇”攥住了冰锋，冰锋无论做什么，七绕八绕，都绕到这个“复仇”——但冰锋为这复仇所采取的行动，实在是笨拙，而且寥寥，一点痛快劲儿也没有——反倒像研究一件古老的器物，冰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鲁迅的眉间尺，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对佛朗哥的死刑审判，反复端详、研究“复仇”，甄别“审判其罪”和“杀死其人”的异同。甚至说，复仇已经从复仇者本人那里抽离，复仇呈现出了它的本体，它和冰锋既合二为一，又彼此凝视、相对而立。

    如果只是研究复仇本体，又岂是小说？《受命》是哲学的，又是现实的。现实的一端，止庵的叙述不徐不疾，甚至是荡开一笔，小说让冰锋昏昏然走入了时间所带来的变化的潮流，加入四人诗歌小组，遇到一位名叫叶生的女孩，大气、简单、从容，他们用自己的足迹将《受命》变成了一场北京风物人情的“年代秀”。谢其章在一篇《我亲身经历过的〈受命〉时刻》中，将《受命》所写的生活、地理、风俗做了记忆印证，从市民冬贮大白菜、添置那一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三转一响”四大件，到“副食商场买水果可以自己挑选”而不再隔着柜台被分派；从到北京新开的“东安门大街”“地安门大街”“西单服装商店”去逛夜市，再到“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以及类似的“二七剧场”“红星电影院”看电影《第一滴血》；从到“西绒线胡同东口路北那家内部书店”买新书，到首都体育馆演唱会冰锋点评那代女歌手的唱功……种种风物从“不变”到“新变”，让80年代的北京像老电影一一展现，以至于谢其章称《受命》“除了故事，无一不真”。

    为做“真”，止庵下足了考证的功夫。某一日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是快车还是慢车、车票的价格和发车时间，都分毫不差。尤其是冰锋与叶生恋爱期间，从医院出来到影院门口汇合，所乘的几路汽车、沿途的站点和建筑、抵达的时间，也是准确的记录。《受命》专门附了一张手绘的地图，线条朴拙、字迹歪歪扭扭，但假如你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北京人，你会发现这是记忆的“原景重现”，其中埋藏着你遗忘或没遗忘的“过去”。姜文对《受命》的称赞略带戏谑，说止庵是最好的电影道具师，写出了80年代老北京的“质感”。

    问题在于，如此精心考证，是为小说营造代入感？ 还是止庵刻意追求的写作特点？ 物象是时间的最好记录。止庵刻意突出的其实是“时间”，让时间成为《受命》中影响情节、影响人物命运的杀手锏。《受命》用文字镜像留住北京的“过去”，如同主人公冰锋用“复仇”这个意念将“过去”固执攫紧，本质上是以一个人的牺牲为历史写下注脚。《受命》其实是取“复仇”之形，探讨如何对待“过去”，时间如何湮灭存在的故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受命》以此为题记，止庵对如何处理时间中的悲欢，一个人如何面对我们不停流逝的时间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