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从汪静之到木心

    诗人木心的《从前慢》一诗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过去，慢的生活节奏、不便的交通、闭塞的资讯，反而使人们对生活、物事、情感都有了更敏锐的觉察和更真切的体味。而书信作为过往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通讯方式，在传递讯息、沟通情感、交流思想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丰富。书信相比于其他文献，因为牵连着往来的双方，在信息与情感的互动中，还多了一份人情的温度与思想的共振。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手写的纸质信逐渐被其他更便捷的通讯方式所替代，渐已成为少数人的雅玩。在手写信逐渐消退的当下，我们更容易被书信所打动。就如知堂老人所言，书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书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自带容量，不仅能以辞章和情意动人，还蕴藏着历史、文学、艺术和学术等多方面的价值，仍是我们这个时代及未来的人们所乐于关注、阅读与研究的对象。基于此，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发起编印以传统书信文化为主题的人文读物《书信》，以飨读者，以待来者。

    在《书信（辛丑卷）》中，“见字如晤”栏目专题式发布浙江籍文化名人的书信，这一次与读者见面的是“湖畔诗人”汪静之与“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的未刊之作，共38通约15000字，均属首次面世。耄耋之年的汪静之为了湖畔诗社的恢复和诗社纪念馆的筹建而事无巨细地操劳忙碌，时间从1991年直至去世前一年的1995年，似乎是其文学生命走到终点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出国次年才得以恢复写作的木心也已年近花甲，却意外迎来写作生涯的全面花开，欣喜之情与感念之意如音符般跳动于字里行间。其在信中对个人作品的盘点，为读者和研究者把握其写作意图和旨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两位诗人对于文学的痴情与执着，也正是因了这些故纸的留存而得以展现于读者面前，是散发着作者浓烈气息的活的文字。

    大批量的第一手名人书信固然可贵，但可遇而不可求，而那些或散落于收信人与藏家手中，或淹没于浩瀚文献海洋中的散篇佚简，又别有一番意蕴在。“简事书缘”是收信人以当事人的身份回首前尘，追忆与前辈名家之间的交往点滴。其中叶瑜荪的《与逸老的十年鸿缘》，回顾了自己与文史大家郑逸梅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不仅介绍了郑逸梅对后生晚辈的费心提携，信札中还披露了郑逸梅对竹刻艺术的个人见解。比如在一通信中他一面对叶君寄予厚望，“尚祈专力为之，弗见异思迁，锲而不舍，将来在《竹人录》中可列一席”；一面又谆谆告诫，提醒其既要“多读前贤诗，怡养性情，自脱匠气”，又要“多观名家刻品，吸取精髓作为营养，得益不浅”。对于长者的指点与期许，已年逾古稀的叶瑜荪至今仍感念不已。此外还有裘士雄眼中的剧作家柯灵、周实笔下的编辑家徐开垒、雷群明心中的出版家沈昌文，因为有白纸黑字佐证，回忆不致滑入虚妄的泥潭，文字亦因之而富有质感，都是可信而可读的非虚构文本。

    “雁素鱼笺”与“片简零鸿”多出自专家之手，披沙拣金，探幽抉微，在全新的观照下一件件前尘往事得以拨开历史的烟云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有刘克敌的《有其父必有其子》，通过陈三立与陈寅恪的两封信，对父子两人惊人相似的两次遭遇进行了合理的剖析。张南的《吴宓的三封信札及其退休问题》从新发现的吴宓遗札窥探这位命途多舛的老学人的凄凉晚景，读后令人免不了感伤喟叹。还有张瑞田的《雅人深致》从书法角度谈朱复戡手札，刘涛的《楼适夷荐稿》、周立民的《这工作也像电影被称作遗憾的艺术》、金传胜的《杨振声谈沈从文的一封佚信》分别记述了楼适夷、王仰晨、杨振声等老派文化人的古道热肠与成人之德。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问题看似具体琐碎却是文化史得以最终建构的有机部分，如果缺了这些，真不知要少掉多少有趣的内容。

    “故纸陈香”则是有关古代书信的一组散札，从细处着眼，于故纸中探幽寻胜，足以领略书信文化深厚的积淀与新生的价值。锺叔河题作《毋相忘》中所选的一组古人尺牍最富有代表性，他做的虽是古文今读的文章，却没有丝毫的学究之气。所选之作均为文质兼美的锦绣文章，可赏可诵，精彩处更在于作者极富个性化的解读，既有从文体角度做诗性的品赏，又能由此及彼，引申发明，或借古讽今，或以古抒怀，佳妙通透之处令人不禁拊掌称快。“尺牍论学”为当代知名作家学者的书信专栏。作为当下的书写者，虽然创作和传递书信的载体已不再依托于传统的笔墨与纸本，但写信的本旨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以此呼应前贤，似乎可以据此推断书信仍有继续存在的机缘，并不像悲观者所预言的那样——随着数字化的推进，书信或将消失于无形。

    书信除了在文化人手中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其于平常百姓家里同样不乏丰厚的土壤。“万金家书”选刊优秀的民间家书，从马耀武的《与子书》中读者亦能窥见一位平凡的父亲如何用心用情地教诲他的子女，大到爱情婚姻，小到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深藏的是百姓的智慧，清白质朴的家风。家书作为家教的一种有效方式，值得被广大为人父母者所借鉴。诸如这样的民间文献，因是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并留存的历史文本，也是社会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赵伐翻译的“海关密函”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其对浙江旧海关档案中外籍税务官员之间往来信函的整理与转译，因内容涉及他们对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后和抗日战争时期）当地（宁波、温州等浙江地区和上海地区）局势的陈述与看法，内容独特，历史信息丰富，是将学术的触角延伸到了一片新的处女地。这些使得本书的话题不再囿于文学的范畴，豁然具有了更大的学术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