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自有平成量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乾隆年间诗人黄景仁《杂感》中的这二句诗，于辛酸自嘲中抒发了穷愁潦倒的悲愤和无奈，引起后世无数读书人的共鸣。

    几十年后的咸丰年间，同样是书生的曾国藩作了十首《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其中却写道：“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平成”，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尚书·大禹谟》中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后以“平成”谓万事安排妥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书生群体，以其自身的行动反驳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证明了“书生自有平成量”。

    在这个书生群体中，既有深受理学浸染的传统士大夫曾国藩，也有赤子情怀胸怀天下勇于任事的左宗棠，既有才兼将相、旌节西东、不摇浮议、执着洋务的李鸿章，也有正视传统文明、锐意走向世界的郭嵩焘……然而，曾国藩研究专家刘绪义先生却别具慧眼选择了这个群体中罕有人研究的曾国荃作为书写对象，著成《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一书，揭示了身处晚清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书生，他们的抉择以及他们的个人命运是如何与时代命运相交织，从而展示晚清中国书生与国运的关联，以及那一代人整体向上的精神风貌。

    刘绪义认为，与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等为学界瞩目的晚清中国上层士大夫不同，曾国荃属于底层书生的代表，最有个性也最具传奇色彩，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封疆大吏，完全是另一种人生遭遇或曰选择。刘绪义将曾国荃一生分为前后两半，即从“赴兄急”到“赴国难”。先是组建起一支隶属于自己的吉字营，投身军营，展现出天才的军事才能，成为大哥的嫡系和前锋，继而从武将脱胎而成督抚一方的重臣，在山西、两江等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出天才的行政才能，成为与李鸿章、左宗棠并驾齐驱的晚清重臣。与曾国荃类似的底层书生在晚清湘淮军中还有一大批，他们有的是从最底层文人诸生崛起，有的是从最基层的知县训导起步，都投身于大变局当中，发挥了他们各自的历史作用。

    刘绪义在书中坚持唯物史观，从史料出发，为我们爬梳出曾国荃的悲情人生，从而彰显出晚清大变局的悲剧性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绪义的研究不仅纠正了我们对曾国荃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偏差，也提供了一个从底层观察晚清大变局的很好视角。尤其是通过曾国荃的眼睛来观察曾国藩，更加有助于现代人深入理解曾国藩的思想和行动。可以说，对曾国荃的研究也是曾国藩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补充，正如刘绪义所说，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另一半，读不懂曾国荃就读不懂曾国藩。

    读《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让我们深刻体认晚清中国底层书生对国运的关切——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情怀激励起无数读书人的使命担当，绵延着中国几千年来永不衰败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