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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史家、科学史家，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2021年10月，汇集席先生大部分学术论著、科普作品与口述自传、序跋的6卷本《席泽宗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它可以系统了解席先生的学术工作和学术思想，了解其人生经历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简称“科学史所”）的早期历程。我是这部文集的编委会成员、学术秘书，文集中口述自传的访问整理者。这部文集从2010年10月正式启动编纂工作到出版，历经11个年头。它的出版是对席先生的最好纪念，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了。
这部文集的出版也使我百感交集，勾起了对席先生的思念。
我第一次见到席先生是在2000年5月。当时我是参加科学史所博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的考生，席先生与郭书春、刘钝、王渝生等先生是评委。复试时，席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报考科学史所？ 这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不深，但看得出他的温文尔雅。
我与席先生开始有实质性的交往，是在2007年。起因是2006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项目，计划出版一套院史丛书，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我参加了这个项目，需要向席先生了解科学史所的前身——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历史。2007年4月，我到席先生家拜访了他，做了一次访谈。2008年春节过后，科学史所领导指派我撰写所简史，计划日后纳入《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借着这个机会，我向席先生提出了做他的系统访谈并撰写他的口述自传的想法，得到席先生的同意。于是，自2008年4月9日起，我每周到他家访谈一次，每次一至两小时不等，至10月3日做完，共访谈14次。由此，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他与时代紧密相连、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学术人生。
那时，我只是一个三十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而他已是名满天下的中国科学史界泰斗。但他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不论我问什么问题，他都尽可能回答。我撰写完科学史所简史初稿后，征询他的意见，他认真做了修订。有一次，他还专门打来电话，告诉我早在1951年1月1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就记录有关于成立中国科学史方面的委员会和该委员会将来发展成为研究室的设想。得知这一信息后，我查阅了《竺可桢日记》。该日日记相关内容为：“与仲揆谈李约瑟寄来《中国科学文化历史》目录事，因此谈及中国科学史应有一委员会常以注意其事，以备将来能成一个研究室，而同时对于各种问题，如近来《人民日报》要稿问题[也]可以解决。”仲揆即中国科学院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科学文化历史》指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竺可桢日记》中的这一内容是反映在当时党和政府提倡以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背景下，竺可桢和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史的一条重要史料。后来我将这条史料用到了我的论文《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中。
席先生十分推崇胡适所说的“勤、谨、和、缓”的做学问的方法、态度。这四个字原本是宋朝的一位参政（副宰相）做官的秘诀。胡适把它们拿来作为做学问的方法。席先生认为这四个字对做学问很重要，并说：“勤，就是不偷懒，要下苦工夫。一个人再有天才、再聪明，如果不勤奋，那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一般人的智力水平都相差不多。成功的人通常都很勤奋。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孔子说‘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也是这个意思。和，就是虚心，不固执、不武断、不动火气。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地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缓，就是不着急，不轻易下结论，不轻易发表。凡是证据不充分或是自己不满意的东西，都可以‘冷处理’‘搁一搁’。达尔文的进化论搁个20年才发表，就是缓的一个典型。胡适认为，‘缓’字最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现在的中国，整个社会风气很浮躁，更需要‘缓’。”同时，他认为做学问不能死读书，要多关心旁的事，要把其他事与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有的人虽然看书很多，但不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也未必能获得成功。这些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从事科学史研究颇有启发。
席先生对中国科学思想史很有研究。在对他的访谈中，他详细回顾了科学史所组织编撰的大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的研究视角和撰著过程。他说：在研究视角上，这本书与国内以往的科学思想史著作不同。后者大体都是以时代先后为序，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写，但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又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如有的介绍几本书和一些人物的科学思想，有的是按学科或学派来写，有的只是在科学史中加了一点墨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时间观点、郭守敬取得科学成就有哪些原因等内容。实际上，一些所谓的科学思想史的书，基本都不是科学思想史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也是以时代先后为序，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写，但与以往的科学思想史著作不同的是，我们找出了中国古代每个时期的主导科学思想，并将它们渗透到各个学科史里面，讲它们是如何表现的。这些讲述，令我受益匪浅。
席先生虽然著作等身，学术成就卓著，获得了重要的学术荣誉，但也留下了遗憾。他跟我说过，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撰写一本英文的中国天文学史专著。一个原因是外语水平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任科学史所所长期间事务性的工作太多，错过了机会。他的这个遗憾对我触动较大，十余来年一直没有忘记，是我长期怀有出版英文专著之理想的动力之一。2020年，我的这一理想得到初步实现，即我的专著《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创立与重建》英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席先生若在天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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