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作家没有一个箱子呢? 哪个作家不是认为自己掌握了某种传奇想告诉大家呢? 这个隐喻是西方化的。东方化的写作则是一种修行,就像唐僧取经。
金仁顺的名字常出现在刊物,零星读过她一些作品,真正注意到她的却是赵薇和姜文主演的电影《绿茶》。
这部电影改编自八千字的小说《水边的阿狄丽娜》,影视戏剧专业出身的金仁顺改编自己的作品自然不在话下,原本隐藏在短篇小说里的一些故事被拉到台前,从背景变成了事件主体的一部分。
实际上她对短篇小说的偏爱似乎远远超过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刚开始写小说时,金仁顺对小说的各种可能性充满了探索的兴趣,最近几年,她写作的题材越来越倾向于身边的人和事情,就仿佛远足了很久之后,回到家里,才发现,这边的风景非但毫不逊色,而且更有韵味和情致。小说的重心在于如何展现人的可能性及复杂性,如何抓住某些弹性十足、又切中要害的生命瞬间。
散文自选集《众生》中,金仁顺以简省的笔墨,精准地勾勒身边各色人等,打量埋伏于平凡生活表层之下的激流,在冷静平和的叙事中展露生活的缝隙与裂痕。既有一个历经世事的作家看人观物的知性与豁亮,亦饱含她对人世深沉的尊重与懂得。
金仁顺认为,“70后”一代作家大多生活在城市里,城市里的故事总是有些相近的,这并不是优势所在。相反,钢筋水泥是淹没想象力最好的场所。我们把一些情感故事写出来,这些故事带着在每个城市都能闻得到的气味儿,只不过,由于每个人气质和情趣的不同,我们把这些东西也盛放在各自不同的容器中,在酒里,在烟里,在死亡里,在爱情里……于是,它们渐渐地变成了有不同面貌的东西。但是,她坚信“70后”作家里一定会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家。
中华读书报:你追求的短篇小说是怎样的? 换句话,好的短篇小说应该具备哪些元素?
金仁顺:短篇小说,短的只是形式。其他的要求跟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注定要更浓缩,更凝练,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华读书报:能够看到你在创作上的努力探索,比如《名叫马和》和《听音辨位》。你如何看待小说的创新?
金仁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了十几篇形式感极强的短篇小说,有舞台场景式、有影视剪辑式,还有通篇对话式,对话夹心理活动式,等等。那时候一是大学毕业时间短,“戏剧”影响还比较大,老想在小说写作中“戏剧”一下;二是初生牛犊什么都想试试,没有任何束缚,形式感新鲜而跳脱的写作是很快乐的,写作就像游戏,一边烧脑一边开心,反而是后来写得多了,不太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和变化,规矩老实起来。这么多年写下来,或许我应该回到起点再来一波形式创新了。
中华读书报:你的小说冷静深刻,如《名叫马和》《恰同学少年》《五月六日》等,对于人性的刻画就入木三分。写了几十年,能否谈谈你的创作风格的转变?
金仁顺:小说的很多方面都跟作家的内在息息相关,所以有“文如其人”之说。写作风格的变化其实是世界观的变化。年轻的时候,对人对事比较自我,写作风格锋利、较劲;随着时间和经历的改变,人变得越来越温和、妥协,曾经的锋芒柔软了很多,但小说内核倒是越来越坚硬了,也就是说,曾经的硬是在外面,现在的硬,硬在内里了。
中华读书报:《众生》收入了你的散文随笔,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
金仁顺:名字没什么特别,就是从收入的篇目中挑选一个合适当书名的。这部随笔集是我对最近几年生活以及情绪、思想的集中阐释。在出书前我对每一篇作品都做了修订。和以前的散文集比起来,这是我的中年之作,就跟我当下的状态一样,平和、日常,有不多不少的沧桑。《众生》这篇,在刊物上发表时,是按小说发表的,但我收入了这个散文集里面,并且以这个名字作为整个书的书名。《众生》里面写了十二个人物,都是非虚构人物,他们像流星一样从我的世界划过,我想用文字留下那短瞬的、生命的光芒。
中华读书报:《众生》里谈到写作,你的观点也很清晰,实际上热爱、付出和成绩未必能成正比。你是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的? 在某次谈话中,你将写作视为一种修行?
金仁顺:热爱和付出只是前提,成为作家,尤其是成功的作家,因素是很复杂的。很多作家并不是从小就有写作理想、想当作家,而是阴差阳错、机缘巧合成为了作家。我在《写作这件事儿》里面提到一个男人,他死去多年的小女儿在一次迁坟中被发现,宛若生前、美貌依旧,连陪葬的玫瑰花都散发着香气。这件事被认为是神迹。这个平凡的男人人生也由此转弯。他提着装着女儿遗体的箱子上路,为了见到教皇认定神迹而奔走,在排队等着见教皇的过程中,好几任教皇去世了,他仍旧在等待教皇接见的漫漫长路上。这个男人在我看来是非常生动、鲜活的写作者的隐喻和象征。哪个作家没有一个箱子呢? 哪个作家不是认为自己掌握了某种传奇想告诉大家呢? 这个隐喻是西方化的。东方化的写作则是一种修行,就像唐僧取经。我们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阻止我们在取经之路上走下去;会遭遇贫穷和寒冷,也会遇到爱情和友谊。总之,这条路上有风雨雷电,也有靓丽明媚;而我们的想象力就是我们的“唐僧肉”,谁都想吃掉它,让自己的作品拥有不死、不朽的魔力。
中华读书报:《众生》开篇《高丽和我》,谈到身份问题。《春香》和《宥真》等主题也都设置在朝鲜族语境中。你认为朝鲜族这一民族身份给自己带来什么?
金仁顺:和其他汉族作家比起来,少数民族身份等于是给我多开了一间房,或者同样一间房里,多开了一扇窗。我可以多一个空间和视角,看到双倍份的风景,这是很大的幸运。但同时,一旦你多开了房间和窗子,看到多一份风景,随之而来的也是多一份责任,会问自己:你是个作家,你为你的血脉做了什么?
中华读书报:在《众生》中,你在《写作这件事》一篇剖析故事的力度让我喜欢,你经常这么分析小说吗?还是小说家或编剧必备的功课?
金仁顺:作家首先是个读者,而且是最细心、最能在节点处会心一笑的读者。剖析故事,分析人物是我们的本能,也是我们的特长,相对于“必备的功课”这种说法,我觉得更是“乐趣的所在”。
中华读书报:作为你的首部长篇,《春香》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你听到的《春香传》和自己创作的《春香》,有怎样的区别?
金仁顺:《春香传》流传了三百多年,是朝鲜半岛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里面有浪漫的男欢女爱,也有围绕着贞洁烈女的三角关系,故事动人,三观传统。我最初写《春香》是怀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为什么春香一定要等着李梦龙来解救? 为什么传奇不能是人为制造的? 女人们独自生活,为什么不能更好更快乐更自由? 写着写着,故事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认真,我在不知不觉中颠覆了原来的故事,更离谱儿的是,改掉三个主人公名字的话,这部小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但我觉得这个故事不管多新,总还是从《春香传》里化出来的,所以,这本小说仍旧还是《春香》,只是它是我个人的“春香”,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传”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小野先生》以“我”的视角讲故事,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讲故事,这样的叙事结构是怎么设置的? 有评论认为,《小野先生》关于历史的真实性是通过叙事尤其是叙事中的人称及其彼此的关系完成的。你怎么看?
金仁顺:我把它写成了看起来很“非虚构”的小说,但当然,它是虚构的。这个小说里面,我用了“人人身在其中”的模式,这个“其中”,是具体的某个城市,也是某个事件,某种情感,而这种复杂和沧桑,是通过讲述建立起来的,我关注的重点一直是人在战争中的创伤和难以言表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