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之路”的三个焦点

    蒋寅先生从事中国诗学研究三十余年，新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选集《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首次以这样的名称概括其学术研究，大有深意。

    “中国诗学之路”第一层含义是回顾其问学踪迹之路。对于包含诗歌理论、诗歌史、诗学史、中外诗歌比较四个方面的“中国诗学”，蒋寅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取径”：其一，“首先将古典诗学归入历史的范畴”。其二，中国诗学的研究须具有“美学”的眼光。其三，在历史与美学之外，中国诗学的历史更替与美学变换，还牵涉到更大的文化环境。蒋寅对中国诗学研究的历史、文化、美学三者沟通与融合有着清晰的定位，但同时“警惕着文化视角、文学化方法对诗学的覆盖和遮蔽”，从而达到研究中的文学重心突出。

    蒋寅在提到研究的宏观思路外，还特意讲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遵循程千帆先生《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中提出的主张：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在研究古代文论时都以文学史和作品研究为参照，将理论放到具体的文学语境中去理解，通过前人对作品的诠释和评点来加以印证，力图揭示理论言说的所指及其历史积淀的层累性，而不是将它们还原为文学理论的一般原理。”这种研究方法与他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中提出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一脉相通。细读本书第二、三、四编的论文，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有效性。

    “中国诗学之路”的第二层含义是追问中国百年的学术研究之路。蒋寅的诗学研究，始终在百年学术史变化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审视。这层含义，在书中不同文章里草蛇灰线地显示出来，其中有三个焦点十分显著。

    一是中国诗学的研究走向问题。此书《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一文中提到杨鸿烈与朱光潜二人。1928年出版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认为：“中国千年多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因此，杨鸿烈试图以西方学术著作的框架来梳理中国诗学问题，借西方著述的形式，填充中国内容。1930年代，朱光潜在欧洲留学期间写作《诗论》，认为“中国人的心理倾向偏向重综合而不善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因此，以西方的诗学为核心，试图借此解释中国诗学现象。这两种思路，塑造了现代中国诗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径，虽看似相反，但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诗学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这同一个观察基础之上。蒋寅指出，这种“框定了后人对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基本的认识”、“限制了人们全面认识传统视野”的思路值得反思。因为，到清代时，诗学著述显出浓厚的学术色彩，“由传统的印象性表达向实证性研究过渡”，“诗论家不再满足于将自己对诗的理解、期望和判断表达为一种主张，而是努力使之成为可以说明的，可以从诗歌史获得验证的定理”，“清代诗学在理论与批评两方面都清楚地显示出学理化的自觉”。清代出现不少有特色的汇编诗法著作，如三种最为流行的游艺辑《诗法入门》、蒋澜辑《艺苑名言》、徐文弼辑《汇纂诗法度针》，编者总结、提炼历代诗学菁华的自觉意识已清晰可见。并且，清代学者“更多地致力于对专门问题进行持续而深入的探究”。一斑可窥全豹，书中的研究或隐或显地都与前代诗学研究对话，都有着清晰的学术史意识。或许，也可以看做是中国诗学研究继杨鸿烈、朱光潜、陈寅恪、钱锺书等之后的一种新范式。

    二是中国诗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是中国百年来诗歌之路与诗学研究之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中国诗学研究走向现代化，始终是蒋寅关注的问题，他说：“我近年致力于清代诗学史的研究，希望通过清代诗学史的全面挖掘和建构，初步勾勒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此书收入的文章，既大量征引西方文学理论并与中国理论比较，如王渔洋的“神韵”与印象主义等，又关注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展示了阔大的学术视域。

    三是当今理论界混淆不清的问题。本书《自序》中说，“研究古典诗学，还有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蒋寅参与过三个问题的论争，都与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走向有关。其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二，关于意境的争论。其三，关于钱锺书的评价。通过这本自选集，可以窥见蒋寅所积淀的丰厚知识，所具备的学术判断眼光，以及他与前人、古人的平等学术对话。中国学术，靠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