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探索新路

    《汉语历史语法》是史文磊先生在研究生课程授课内容的基础上撰写的。全书聚焦于学界讨论热烈的前沿性课题，注重概念辨析，论证过程清晰，为汉语历史语法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该书第一章“分析性与汉语历史语法”首先梳理了分析性研究的源流及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历程与进展，进而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历史上经历了从隐性综合向分析化的演变趋势。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选择了量词系统、论元结构、隐性情态三个范畴，从“综合到分析”这一视角展开调查，并提出，至迟到上古后期的公元前1世纪，“从综合到分析”的转变就已启动，有的子范畴的变化甚至已经完成。

    第五章“分层原则与汉语历史语法”讨论了汉语中若干介词存在的从句现象，即这些介词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动词的句法行为，但只许用于从句，不能用于自立句和主句。从句现象是历史演变中分层原则的体现。第六章“语体分化与汉语历史语法”考察了四种版本《老乞大》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史演变，发现现代汉语北方话口语中表现出的强动词构架型语言的倾向，最晚从元代就已经成型了。

    “语法化”是研究汉语历史语法无法回避也司空见惯的一个术语，但“语法化”到底是一种独立的演变类型，还是为一些早已为人熟知的语言演变现象贴了一个新的标签，学界还存在争议。第七章首先论证了语言世界中确实存在词汇性意义和语法性意义的分别，其次厘清了语法性的本质属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语法化可以视为独立的语言演变现象，语法化就是关系义化（relationalization）。

    第八章“构式化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对“越来越”的始见年代、形成机制和演变过程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和讨论，展示了构式演变与构式化的判定，以及演变过程中语义、句法、语音和语用等各方面的变化和互动。第九章通过三个案例的分析说明，语法分析和文献解读不可分。

    一、理论阐述深刻，推动研究向前迈进

    第一，该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性类型学调查框架。第一章提出，概念综合可以分两大类：显性综合和隐性综合。显性综合是指用显性语言形式专门编码的综合，如“沐”综合了“洗”和“头”两个语义要素。隐性综合是指没有显性语言形式专门编码的综合，可进一步分为结构型综合和语用型综合。结构型综合是在结构式中编码的概念或语义，如上古汉语数名结构（如“十二牛”）中跟后世量词对应的个体化功能，就没有用显性形式标记。语用型综合是语境赋予的概念或语义，例如上古汉语中当动词“食”的对象是“食”，“衣”的对象是“衣”时，动作的对象就往往不出现，如“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庄子·马蹄》），具体动作对象是在语境中隐含的。这种区分更利于准确刻画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演变。

    第二，将分层原则运用到历史语法的研究当中。第五章指出，语法演变的过程中，新质成分的创生和扩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层实现的，例如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的过程中，创新性句法行为先出现在自立句和主句中，然后再向从句扩散。跟主句比，从句的可及性相对较低，在对于句法地位的变化上，往往不如主句敏感而相对滞后，所以表现出一定的固守性，于是就出现了在主句中已经不能用作动词的介词，在从句中仍可作为动词使用的现象。区分主句和从句两个层次，对于判定某个形式到底是动词还是介词以及这个形式什么时期语法化为介词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提出语法性成分的本质属性就是标记“为他”类关系义的显性语言符号。本书在Ram⁃chand（2018）等的基础上提出，关系义应分为“为己”的关系义和“为他”的关系义。书中还指出，一个成分也可以同时兼具词汇性和语法性这两种意义。这就解决了历来研究的困惑——话语标记、语用标记的产生过程到底算不算发生了语法化的问题。

    二、学术观点新颖，启迪后续研究

    第一，提出“何以X为”结构中包含一个隐形情态词，具体可以词化为“应该”“必要”“一定”等。这属于第一章提出的“隐性综合”中的“结构型综合”，也即情态是在“何以X为”中隐含的。而后来反问结构带有的情态功能，大都用了显性形式表达。作者举例说，“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庄子·应帝王》）中“何帠（暇）”，就倾向于单独表示“怎能”。上古汉语有哪些类型的“隐性”情态表达，又是怎么样从“综合”走向“分析”的，是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第二，提出应当注意视觉语体对语言创新与演变的影响。第八章提到“越来越”构式形成约半个世纪后，进一步发展出“越来”和“越”拆分开用的例子，如：“你今天出了什么毛病？ 越来我越莫名其妙了。”（页246[48]）“越来越”这种能拆开用的现象主要存活在视觉语言中。这启发我们要关注视觉语言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第三，提出正式语体会驱动语法演变。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在历史上表现出远离动词构架型（V型）、向附加语构架型（S型）演进或S型倾向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口语性最强的《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词化结构在分布倾向上变化不大，反倒是正式度相对高的通俗书面作品反映出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走在了前面。基于这种观察，作者指出，在考察语体与演变方向的相关性时，至少要区分词汇演变和语法（词法、句法）演变两种情况，其中语法演变的驱动力有时并非来自口头语体，而是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文人雅士所作的雅正语体，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威望，在新质语言成分的传播上更具影响力。那么在整个语法演变中，什么情况下由正式语体驱动，什么情况下由口语语体驱动，则需要综合更多个案考察，才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答。

    三、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宏观视野

    本书前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作者追求的目标：

    理想中的语法史研究，语文学和语言学不应分而治之，而应做到互相供给。语法史研究中语文学的考据应着力于挖掘具有语言学理论价值的文献材料，语言学理论的分析应落脚于对具体文献语料更为精确的诠释。这种研究取向可称之为“新语文学”。

    本书内容既涉及传统训诂学、字词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借鉴了认知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等多种语言学理论，还进行了方言调查，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语文学和语言学不可偏废，正确地掌握语言事实才可能准确地描述语言演变的规律，有理论的指导才能触类旁通、以小见大。

    总体而言，本书尝试解决了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我想读者一定会有所启发、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