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获得平衡与保持张力

    《中国哲学入门》是中国哲学史家冯达文先生的最新力作，这本书写得通俗，但很见功力，凝结了冯先生六十年来的研究心得，尤其体现了他新世纪以来的哲学新见，向大众介绍中国哲学，提高中国人的哲学素养，培育有温度、有情怀、有人文积淀的国民性。本书的特色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整全的视野、平情的了解、鉴古通今的情怀。这三点也正可以作为冯先生所教给我们的中国哲学的“入门”之道。

    整全的视野

    所谓“整全的视野”，就是说中国哲学是具有整体精神的，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握这个整体。如果只是增加了某门某派的零碎知识，或者加强了某种好恶甚至立场，那就是“所知障”了。

    这种整体精神是由中国古典哲学诸流派共同营造的，应该如何表述呢？ 冯先生经多年的探索，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他把中国哲学的致思路径总结为“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获得平衡与保持张力”，以此区别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和古中东、古印度的信仰传统。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反映在他2000年之后《旧话重提——理性与信仰》《理性的界限——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等多篇文章与200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哲学略述》一书之中，《入门》自然也承续了这一独特的哲学提炼方式与整全的哲学视野。经此提炼，中国古典哲学各流派的学说就如有线之珠，各各精彩，又能一提便起。

    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这样一种独特的哲学精神发端于殷周的宗教与人文积淀，在孔孟原创儒学那里形成基本格局。冯先生认为孔孟儒学是以“世间情”为根基和起点的。“世间情”是日常的、活泼的、亲切的，同时也是本原的、普遍的。它孕育于人之群体性的、同时也是最自然—本然的生活状态，具有哲学性。孔子以“情”论“仁”、缘“情”制“礼”，继而孟子以“情”论“性”论“善”，发为“仁政”。这样的哲学系统，表明孔孟儒学采取的是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维系张力的运思方式。其理性取向，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与真实性，而不离信仰之底蕴，不至于蜕变为功利的工具；其信仰取向，立足于未经知识分化的本然性情感，但经过理性洗礼，不至于发展为盲目与迷狂。这样一种哲学规模，不仅为后世儒学之矩矱，对国民性格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有培育的作用。《入门》对孔孟儒学的这种界定方式凝聚了冯先生数十年来的思考，既避免把孔孟贬抑为纯粹的伦理学家，也不将其描述为狂热的宗教家，比之早期著作《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以“常规性”概括孔孟儒学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个推进。

    孔孟儒学是理性与信仰平衡的典范，先秦其余诸子及后世各派哲学则大多或偏重于理性，或偏重于信仰。但它们共同构筑的中国哲学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的是一个平衡的样态，并且，无论哪一家的哲学，其实都不曾发展出因偏向一端而极力贬抑另一端的极端信仰主义或理性主义。先秦诸子之中，老庄“从现实社会和人的情性出走”，认经验事物与经验知识为个别的、特殊的，建立起以先验的、普遍的“道”为本源、本体的形上学，具有信仰性。荀子、韩非则回落到现实经验认知，指人性为“恶”，发展出具有管制性的礼法或法治，显然诉诸于理性。先秦思想逐渐地由信仰过渡到理性，但依法家的工具理性而建立的秦王朝覆亡了，具有信仰意义的“天命”问题又回到汉唐人的视野中。

    汉唐哲学遂复归于信仰，儒、道、佛三家都出现了新的思想动向。先秦儒学价值信念原是从本心本性引发的，董仲舒则借助道家的宇宙论作为理论架构，为这一价值信念提供客观存在的论证，发展出具有信仰性的汉唐儒学。玄学取道家的本体论一面，更加凸显个体性的自我与自由；道教则取道家的宇宙论一面，认为天地宇宙赋予人的身体—生命是正当和尊贵的，应予守护。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与儒学、玄学相融合，参与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事业当中。

    入宋以后的哲学走向是通过对汉唐信仰的反省重新回归理性，“从现实中每个个人和他所处的社群构成，去寻找人们自己的生活与交往的正当性，而不再把这种正当性的根据上交给神秘的天、永生的仙或不再在世间受生的佛”。但这其中也有不同的分殊。周敦颐、张载以宇宙论的架构证成儒家的成德论，但其宇宙论比汉唐哲学更具客观自然色彩；二程、朱熹吸收玄学的本体论证成“理”的绝对性与正当性；陆九渊、王阳明建立更具信仰性的心学，至泰州学派则重新赋予日常生活中的“情”“事”以先验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将“理”拽落于形下经验层面，讲求“经世致用”。

    以上是《入门》一书的框架脉络，分别对应于“先秦编”“汉唐编”和“宋元明清编”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冯先生那里，信仰和理性都不是单一形态的。信仰更具先验性，但先验的根基可能是本源性情感，也可能是对现实个别性的超越，还可能是具神秘性的天地宇宙或神明崇拜。它可以表现为孔孟与泰州儒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的“情本论”“事本论”、老庄与玄学借批判现实建立的“形上学”，也可以表现为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以及修仙求佛的宗教形态。理性更具经验性，但经验性可能导向强调礼法的治理理性，也可能导向顺应世俗的公共理性。理性可以表现为从现实经验出发构建礼法或法治的荀韩学说，也可以表现为赋予仁义礼智信以法则意义的程朱理学，还可以表现为使“理”回落到经验层面的“经世致用”思潮。因为中国哲学的信仰与理性形态是丰富的，所以各家各派之间虽然互相批评，但不具有绝对的压迫性。

    读者学习中国哲学，如能先行了解哲学史的发展脉络，把握其中的整体精神，那么即便其后于各家各派中择一瓢而饮，于理性或信仰有所偏爱，依自己的性情而修习之，那也是无妨的。

    平情的了解

    所谓“平情的了解”，即一方面具有钱穆先生于《国史大纲》卷首所嘱的“温情与敬意”，另一方面又如朱子《大学或问》所云“如鉴之空，如衡之平”那般公正，然后才能施以条分缕析的解释技巧并评判其得失。

    中国哲学的主脉是儒、道、释三家，冯先生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并不取偏袒任何一家的“卫道”姿态，而是努力发掘各家的学说价值，总体上予以欣赏与肯定，在此基础上再谈论其不足之处。正是这种公正的态度和眼光，才能一方面对各家各派学说都予以贴近原貌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发现各家各派学说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并作出比较。

    就三教关系来说，《入门》极力展示它们各自的发展脉络，又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宇宙论”和“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冯先生认为理论源头在于老庄道家。这一观点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一书中有详细阐述，《入门》则以哲学史的书写展示了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孔子是以尚未进入知识分化的原初情感状态为思想立足点的，孟子虽然已经有了“类”的意识，但也并未进入知识论的考察。而在老庄那里，出于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激烈批判，才构建了于经验世界之外、之上另立本源与本体的形上学。老庄道家创立的形上学，不仅影响于黄老思潮、魏晋玄学与道教，也影响于儒家与佛教。宇宙论经黄老思潮影响于汉代儒学与宋初周张儒学，本体论则经魏晋玄学影响于佛教及程朱理学。那么，如果说道家哲学更有原创性，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哲学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基本精神是由孔孟所奠定的。如此，中国哲学的整全视野岂非又是由儒家开创格局的？ 并且，老庄是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实与理想相互撕裂的状态下建立形上学的，可是人终究是要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那么，寓神圣于凡俗的儒家也许更能使普通人感到亲切吧。如此，儒道几乎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了。而外来的佛教，一方面吸取了儒家与道家的内容，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禅宗；另一方面也反哺于二家，使之分别发展出了更具超越色彩的宋明理学与吸纳“空观”建立的“重玄学”、主张“性命双修”的丹道学。可见三教是互相影响与融合的。

    就儒道产生论争的各派的评价来说，冯先生亦多给予平情的了解，但这样的理解方式并不会掩盖他的独特见解。如对儒学的评价，《入门》对孔孟原创儒学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是非常赞赏的，但对荀子开创的知识路径也予以肯定并指出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对于素受中国哲学界忽略甚至贬抑的汉唐儒学，冯先生指出，正是对天地自然怀有敬畏与感恩之情的汉代宇宙论，构成了中国人所传承的普遍的认知方式与思想信仰。对于属于理学过渡形态的周张气学，冯先生则指出它们其实具有比程朱理学更为开阔的气象。又如道家道教同为追求个体自由，先秦老庄道家倾向于以超越现实与离弃身体欲望获得精神上的逍遥；魏晋玄学却肯定“情欲我”的意义，在现实现世的一切可抓住的机遇中适情任性；道教更是以身体为缩小的宇宙，据此模拟天地造化，冀求修炼成仙。冯先生对不同的道家道教学说追求自由的方式都给予了肯定，也指出了玄学社会关怀方面的缺失，但更多地是与古人同游，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痛苦。

    鉴古通今的情怀

    “鉴古通今的情怀”指的是，将古典哲学视为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反照现下的得与失。在冯先生笔下，中国古典哲学不仅是构建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我们藉以想象和构建更为合情合理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的文明力量。也就是说，现代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现代，但也是未定型的现代，是古典可以参与其中的现代。

    现代社会的危机表现为两极，一是不受理性约束的极端膨胀的狂热信仰，一是没有信仰支撑的极端算计的工具理性。处于这样的现代世界的中国，其理性与信仰相互平衡的古典哲学也许可以作为一副清凉散吧！ 不过在这两极危机中，冯先生更担忧过度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价值的剥夺。古典哲人以知识理性证取价值信念的可靠性，尚未脱离信仰的支撑；现代社会却越来越趋向于以理性的算法宰制一切人、事、物，信仰亦被“还原”为可以计算和操控的技术问题。出于这样一种忧虑，《入门》对更具信仰性的古典学说给予了更多的赞赏和辩护。这样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由具有自然—本然性的原情、原事、原人出发的哲学作了较大的肯定，倡导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这样一种旨趣，冯先生于1997年出版的《宋明新儒学略论》从宋明儒学“五系”中分出“主情”的白沙心学与泰州学时已见端倪，2019年发表的《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儒学变迁史略说》一文更是将“原”的意义揭露无遗。“原”意指原本、原初、原来，未诉诸经验认知，未进入“类”分状态，未经抽象，未经分割。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即是未经理性抽离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情、事的状态。在《入门》所述的各家哲学之中，与“原”的状态最为切近的是先秦孔孟儒学与晚明的泰州学派。孔子立足于原人、原情、原事建立仁学，在日常生活、日常情感中随时随处指点为人之道；孟子以情善论性善，亦未远于世间日常情感。继承又转化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更是赋予了指向穿衣吃饭之凡俗生活的“情”“事”以形上先验意义，使至尊至贵的“道”回归于日常生活世界。

    其二是对重视“天赋才情”的汉唐哲学的正当性和价值意义作了有力的论证与辩护。针对学界对汉唐哲学的忽视，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汉唐儒学的贬抑，冯先生曾在《也谈汉唐宇宙论儒学的评价问题》《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等文章中指出研究者过于重视“主体性”和“理性”两条出自西学的评价标准。实际上，过分张扬的“主体性”和“理性”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如果回归中国文化本位，就会发现将人的现世生命与天地宇宙、过去未来相挂联的汉唐哲学更具生态文明的意义。《入门》这样写道：“凭借儒家，古人得以把生存的意义与天地宇宙联系起来；认信佛禅，古人得以使生存的价值与过去、未来连接起来；参照道家，古人得以让生存的处境挣脱现实功利的拘限。由是，汉唐人的心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外向、比较浪漫的。”这样一种开放、外向、浪漫的哲学精神，塑造了古典时期的汉唐盛世，对我们理解自身的文明特质与重塑现代文明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老庄道家批判功利现实与工具理性，明末清初思想家区分公共理性与价值追求两个领域，《入门》都予以褒扬，肯定它们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入门》一书，是冯达文先生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最新思考，也带有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冯先生的治学特点是一方面追求“逻辑清晰”，从古典先哲的问题意识出发，将其内在逻辑还原出来，赋予知识的形式；另一方面则追求“价值证取”，通过古典哲学的研究为人的安身立命和社会的公共建设指点价值方向。《入门》毫无疑问是体现了冯先生扎实而有人文关怀的治学特点，且凝结了六十年来教学研究心得的杰作。笔者作这番梳理，希望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朋友能够领略到这本书的特色和丰采，以《入门》为津梁，正式开启自己的哲学“入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