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从未脱离世界文明而孤立发展

    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波斯有琐罗亚斯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

    1949年，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新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一书写道：“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的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他在该书第一节《轴心期之特征》分析说：“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 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卡尔 ·雅斯贝尔斯，1989年，第7-8页）。

    确实，公元前6世纪哲人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尤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之间远隔万水千山，却在文化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在轴心时代，古希腊、古波斯、以色列、中国和印度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些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性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同时也孕育了宗教。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未能超越和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虽然貌似强大，却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失落的文明”。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轴心时代，古希腊哲学就被千里迢迢传入遥远的中亚地区。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西北阿伊哈努姆古城齐纳斯（Kineas）神庙发掘出一块希腊文墓碑，上面刻有《德尔菲箴言》 （Del⁃phic Maximsaximsaxims）第143—147条。德尔菲（Delphi）是古希腊神秘之地。古希腊人认为，德尔菲是地球的中心。这些箴言原来镌刻于德尔菲太阳神庙门前，相传为太阳神阿波罗在德尔菲所赐神谕。其中三句流传甚广的至理名言是：一、“人贵有自知之明”（Know your⁃self）；二、“欲速则不达”（Nothing in excess）；三、“人心叵测”（Com⁃mitment brings misfortune）。不过，公元5世纪的学者斯托布斯（Sto⁃baeus）认为，所谓“德尔菲神谕”实乃七位古希腊圣贤的格言。现代学者则认为，它们应是古希腊流行的谚语。这块墓碑上还刻有献给古希腊索里的哲学家科利尔克斯（Clear⁃chos ofSoli）的赞美诗，感谢他馈赠《德尔菲箴言》抄本。此人来自古希腊的索里（Soli，在今土耳其东部西里西亚），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潜心研究人类行为和控制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并对宗教思想起源颇感兴趣。他认为，宗教思想源于东方，从波斯传播至印度，再传到犹太。这也是他不远万里前往大夏、阿伊哈努姆等地探险之原因所在（Leslie Kurke,2010,p.124）。

    据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地理志》（Strabo，XI.II.I）记载：“大夏国王们始终不断地把自己的领地向赛里斯（Seres“中国”）和富尼人（Phryni“匈奴”）地区扩张”（戈岱司，1987年，第4页）。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尼达斯城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 of Cnidus），最早以“赛里斯”（Seres） 一词来称呼中国。此人早年为古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御用医师。公元前398年—前397年返回家乡希腊。他在《波斯志》一书写道：“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十三肘（Coudée，约0.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戈岱司，1987年，第1页）。古希腊语Seres一词源于斯基泰人对中国的古称，相当于粟特人对中国的称谓Srγ（汉译佛经作“沙落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引《梵语千字文》“娑罗誐”译作“洛”，证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洛阳为Saraga，考证出粟特语Srγ本指洛阳。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后，洛邑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名义上的首都，故斯基泰人将中国称为“洛阳”（伯希和，1962年，第34-35页；季羡林，1985年，第141-142页）。

    2006年，俄罗斯女考古学家波罗西玛克（ Natalia V. Polosmak）院士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山20号匈奴墓发现一个希腊化风格的鎏金银牌，图案为希腊仙女宁芙（Nymph）与森林妖怪萨提尔（Satyr）嬉戏，萨提尔坐在老虎皮上（图01）。这个银牌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希腊化风格的萨提尔与宁芙嬉戏大理石雕像（图02）如出一辙，没想到2000多年前匈奴贵族墓也藏有相同题材的艺术品。诺颜乌拉山匈奴墓希腊化鎏金银牌的发现，说明希腊大夏王国与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确实发生过交往（林梅村，2019年，第53页）。古波斯文明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中国与波斯两地开始发生官方往来。正如司马迁《史记· 大宛列传》所言，“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以西至安息（今伊朗高原），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司马迁，1982年，第3174页）。作为国际通用语（linguafranca），波斯语在丝绸之路上流行了两千多年。此外，波斯物种、冶金工艺、建筑技术、宗教文化等，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古波斯流行的黄铜（铜锌合金），传入中国后称为“鍮石”，成为汉唐方士点石成金的“药金”之一。古波斯玛瑙、水晶和各种彩色宝石及其加工工艺对中国传统首饰的影响长达千年之久。汉唐时期，外丹黄白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冶金术的发展。唐人戴孚《广异记》记成弼用赤铜造黄金之事。其文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侍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铜造黄金，凡数万斤，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黄铜之优劣取决于含锌量。据报道,中亚发现的古代黄铜工艺品的锌含量不超过22‰。所谓“大唐金”的含锌量肯定高于22‰，因而产生了“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的轰动效应（林梅村，2000年，第230页）。

    中国文明有着独立的起源,但是中国文明从未脱离世界文明而孤立发展。中国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又对其加以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发明创造,反过来对外来文明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