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赵的史学之惑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称它为“小赵的史学之惑”。

    1994年暑假，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历史学系硕士生小赵参加了北京大学“希望工程”考察团，深入湖北山区考察“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这是小赵第一次目睹大山深处的极度贫困、山区人民的乐观坚忍，以及真实社会的复杂性。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大山深处的情况报告给外面的世界，以便吸引更多的热心人士伸出援手。于是，回京之后，小赵开始为《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写稿，因为这次考察和后续的报道行为，小赵被评为“1994年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和《中国青年报》“优秀通讯员”。这是后话。

    在当时，小赵还完成了2万多字的考察报告，题为《走近大山》。这篇报告采用纪实手法，按照时间顺序，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了北京大学“希望工程”考察团湖北组的工作情况，所见所闻所感。《走近大山》让小赵收获了历史系主管领导宋成有、牛大勇两位教授的特别欣赏。在牛大勇教授的鼎力“吹嘘”之下，他的一位同学、某报副刊主编特地打来电话，口头邀请小赵同学为该报写作专栏。45楼传达室的窗口前，小赵同学手握电话听筒，闪着泪光发了好几秒钟的呆，然后，一狠心，诚恳而礼貌地拒绝了——她正在写论文，实在忙不过来。

    而“小赵的史学之惑”也由这篇报告引发。

    在宋、牛两位老师的推荐下，小赵携《走近大山》代表历史系角逐第三届北京大学“青鸟杯·五四青年科学奖”，有幸入围，进入答辩环节。

    答辩在三教的一间普通教室举行。第一次，老师们坐在座位上，小赵站在讲台上。简单自陈之后，有位老师发出了灵魂之问：“你这是历史学吗？”

    这个问题问到了小赵的痛点。老实说，她也不确定。说“是”吧，历史学难道不应该是研究古代的吗？

    说“不是”吧，那一个历史学系的学生凭什么拿这篇文章来评奖呢？！小赵同学嗫嚅了几下，有点不服气又说不个子午卯酉来。现场并没有历史学系的老师可以求助。原本意气风发的小赵僵在了台上。

    这僵局是怎样结束的呢？ 根据赵老师后来的推测，最合理的可能是，答辩时间到，主持人出面，小赵退场。对于在场的评委老师来说，学生答不出问题实在是太过平常了。但对于小赵来说，这场答辩，那个问题，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察记录究竟是不是历史学的？ 这就是小赵的史学之惑。

    最终，小赵获得了“青鸟杯”的“鼓励奖”，也就是“参与奖”，见者有份的那种。她的考察报告则被收入北大团委主编的《中国希望小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了。这一笔写在履历里是相当给力的。

    1998年春，小赵即将博士毕业，谋求留校任教。在面向系学术委员会的“求职演讲”中，她把1994年的这次考察和这篇已经出版的考察报告作为自己“社会调查能力”的证明，这样写道：“史学工作者的‘史识’与他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力、洞察力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她“有意识在这方面锻炼自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1994年暑假……”

    这是即将取得历史学最高学位的小赵同学对于四年前“史学之惑”的回应。她清醒地区分了“以现实为对象的社会调查报告”与“以过去为对象的史学研究”，并将前者定性为“‘史识’培养”的一部分，由此成功地将1994年答辩现场的尴尬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素质培养和能力积累。最终，小赵留校了，这一部分陈述应当至少没有起到负面作用；换言之，在当时历史学系的学术委员心中，社会调查和调查报告的书写与历史学至少是有关的。直到今天，社会调查仍然是我系现代史的重要训练科目，据说，我系学生的报告质量是很令其他相关科系服气的。当然，这些在“历史学”范畴之下的社会调查除了实地考察、访谈之外，还有档案的调查和研究，它站在现实回望过去，给出了具有历史纵深的过程描述和更为深刻的思考，相较之下，小赵的那篇考察报告《走近大山》只是单纯地记录了现实。

    但是，记录现实真的就“非历史学”吗？ 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其“太史公曰”有云：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读孔氏书”的是司马迁，“适鲁”的是司马迁，“观庙堂车服礼器”的是司马迁，“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是司马迁，认定孔子“布衣”而“至圣”以之入“世家”的是司马迁。当然，严格说来，“太史公曰”并非《史记》的记事之文，而是论赞，是史家在记事之余直接表达个人观点的文字。但是，《史记》的记事时限却是自五帝以至“今上”，在司马迁所构建的华夏时间线中，“现实”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司马迁”不止在“太史公曰”中现身独白，还隐身在记事之文中，通过对人物、故事的排列组合、鉴择取舍表达立场和情感。

    回向先秦，史官曾经活跃在历史现场，他们“执简以往”，直书其事，“以示于朝”，明确表达政治态度。秦赵渑池之会，秦王请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以死相逼，迫使秦王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可以想象，两国御史的记录，必定是当场高声宣示的。其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在场之人”知道“当下的发生”是如何被“记录下来”并将以何种面貌传之久远。蒙文通谓中国之“为历史之国家”者，良有以也。

    今年“中国史学史”的期末，我出了一道大题，要求学生简述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与清代史考之作四种“史体”的本末得失，“并以史体演变为线索，论述传统史学的发展”。“本末得失”考的是基础知识，“从史体看史学”略有一点难度，需要整体性的思考，鼓励见仁见智，只要自圆其说。在我所认可的答案之中，有一条演变脉络是“传统史家的退撤”。从百家《春秋》到《廿二史札记》，传统史家在不断地退撤。他们本来是“秉笔直书”的历史现场参与者，“汉、魏以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周书·柳虬传》）。即便是身在朝会现场的起居官，也不过是沉默的记录者，“临陛俯听，退而书之”（《通典·职官》）。史家的工作对象从“现实”转向了以“先帝”和“胜朝”为代表的“过去”。愈退愈后，“关于过去的书写”取代“过去”本身成了新的工作对象，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袁枢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都流露出类似的气质。这种转向，至乾嘉而极，“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挦撦残编，不思创垂今录”。“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现在”从“史学”中彻底消失了。

    史学中“现在的消失”契合了现代学术分工的发展，现代历史学的责任就是维修守护有关过去的记忆。所以，“小赵的史学之惑”由此可以得到解答。

    1994年，小赵同学问：“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记录究竟是不是历史学的？”

    2022年，赵老师答：“不是。”

    隔着漫长而短暂的28年，赵老师和小赵同学会心一笑，达成和解。

    然而，“现在”毕竟是“我们”身体、思想和心灵的立足之地。“我们”是以史学为志业，以“过去”和“关于过去的书写”为工作对象的人。“我们”对于“现在”终究还是有一份责任在的。这一份责任就是，在越来越艰深、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倾向于“圈内自足”的“研究历史”之外，我们还需要“写历史”，进行面向知识大众的历史写作。

    首先明确地将历史学者的工作分为“研究历史”和“写历史”两部分的，是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周先生说：“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指邓先生）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应刘浦江教授之请，周先生就这段话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高水平的“写历史”其实比“研究历史”更难。“研究历史”是分析的、专题性的、单线条的，“写历史”则是综合的、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研究历史”只需应对自己的专题，“写历史”则要有调度之前所有“扎实的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气魄。就文字而言，“研究历史”纵然形容枯槁、面目可憎，亦无大碍，毕竟，它的目标受众是领域相近的二三同行；而“写历史”则最起码要做到平头正脸、面目可亲，贡献知识，启发思考，因为它的目标受众是同行之外的知识大众。

    简而言之，“研究历史”就如同章学诚所说的“记注”，“欲其方以智”；“写历史”就如同章学诚所说的“撰述”，“欲其圆而神”（《文史通义·书教下》）。“方以智”者连接过去，“圆而神”者通向未来。“研究历史”与“写历史”相须而立，如同历史学的彩凤双翼，缺一不可。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需要抵达知识大众，但是必须有以现在为归依、以知识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写作。这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28年前的那场答辩的开头，小赵同学首先解释了她的报告题目《走近大山》何以是“走近”而不是“走进”。她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外来者，她可以接近大山，接近山里的人们，但却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大山，成为山里的人。“大山”如此，“过去”亦然。那些在过去客观发生的真实，我们只能接近，无法抵达，永恒追逐，努力分享。

    （本文以作者在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稿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