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必穷而工？

    “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诗必穷而工”，名人的言说被视为权威的判断，但对照史实，仍有不小的出入，穷者的文章不一定工，诗文作得好，作者不见得穷。穷与工并无直接的联系。

    古代读书人的穷，多指科场失意、仕途蹭蹬、生活艰难。文化典籍汗牛充栋，想要找到穷而后工的证据不是件难事。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其作品则成了唐代诗歌的高峰。反过来，生活稳定、衣食无忧，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吗？汉魏之际的曹植，名门望族、锦衣玉食，而笔下文字引领一时风骚，一篇《洛神赋》文采斐然，美仑美奂。“居高身自远，非自藉秋风”，虞世南立身庙堂、生活富足，他的书艺早有定评；诗作文词典丽，意境廓大，论者称有盛唐气象。宋人晏殊高居相位，生活优裕，《无题》“梨花园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被人批作富贵气太浓，但“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与唐人王湾“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异曲同工，是怀乡诗中难得的佳作，说起宋诗，谁也不会忘了这首《无题》。“无可奈何花落去，时曾相识燕归来”，妙语连珠，如有神助，更是好评如潮。

    曾国藩也不同意“穷工之论”，他说：“郑氏所撰《三百篇》谱，大抵成周盛时贤人有位之作为多。东迁以降，王迹既熄，诗亦替矣。西汉苏、李，东汉班、张，号为能诗，亦当两京全盛之日。李唐之世，词人百辈，累迹而兴。然世所称四唐者，虽愚者亦知有初、盛而贬中、晚。盖声音之道，与政相通。

    国家鼎隆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气盈而声亦上腾。反是，则其气歉，而声亦从而下杀。达者之气盈矣，而志能敛而之内，则其声可以薄无际而感鬼神；穷者之气既歉，而志不克划然而自申，则瓮牗穷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则谓盛世之诗不敌衰季，卿相不敌穷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为笃论已。”（《云浆山人诗序》代季师作）世盛则诗盛，世衰则诗衰，理据充分，信哉斯言。作品品鉴，曾国藩看好明人归有光，但也常为其花甲之年始得功名，文章成就为早岁生计拖累而叹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出入都门，傲睨王侯，唐玄宗屈尊调羹，高力士折节脱靴，一时风光无限，岂是凡人能得的际遇？一首《将进酒》，写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其时诗人情绪亢奋，文思酣畅，诗的基调豪放，气势磅礴，彰显了诗人磊落的怀抱，读之回肠荡气、痛快淋漓。我有一个写诗的朋友品诗，说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优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感觉也很有道理，李诗气魄确实大于杜诗。讲生活境遇，李优杜劣，但论诗，李与杜其实难分高下。明人文徵明一生绝少波澜，生活小康，平静安宁，他写吴中胜景玄墓山：“玉梅万枝与竹松杂植，冬春之交，花香树色，郁然秀茂；而断崖残雪，下上辉映，波光渺弥，一目万顷，洞庭诸山，宛在几格……”虽然只是小品文章，但作者用画家精细的眼光摹写景物，远近搭配、光影调度，均臻于至善，读之情韵宛然、如在目前。可见条件优越、生活富足，并非诗艺的负累、文思的窒碍。其实，唐宋八大家中遭际坎坷的也只韩、柳、苏，而这三人中韩、苏生平有起有落，时穷时达，与论者所说的落魄、飘零，也有不小的差距；三人之外，王安石是宋神宗朝的首辅，欧阳修则官至副相，居庙堂之高，是当时政坛不可小觑的人物。范仲淹的《渔家傲》《岳阳楼记》均非凡品，前者状写边塞风光，抒发戍人怀抱，景情相融，堪称至美。后者描摹湖光山色、讨论人生价值，更为千载传颂。对作者来说，“穷”只是儿时的纪念，出仕后，官场上虽屡有起落，但并没有改变缓步登高的趋势，范氏风生水起的经历，与一般理解的“穷”，相距何其辽远？ 同样的，王勃遭际确是不幸，但世人也绝不会将《藤王阁序》富丽、奇幻的文辞，看作穷苦人的发声。

    谋生不易、朝不虑夕是古人生活的常态，但将穷困潦倒、愁肠百结的负面情绪塞入作品、喋喋不休，只会让人生厌，事实俱在，炫穷难为读者看重。“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回。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生活何其潦倒，但诗行里找不到半点愁苦、怨悱的影子。尾联“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生”还给那些杜甫的铁杆粉丝，盛称其为诗圣，说他一生惟知家国安危、民生疾苦，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出身钟鸣鼎食之家，遭逢变乱、陷于绝境的张岱有一篇《快园记》状写晚年衣食不继的窘况，但文字中看不到悲戚却夹杂了不少调侃，作者安于贫穷的旷达反给读者更多的回味。“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这是柳宗元描写永州小石潭凄清景色的文句，虽是获罪、沦落之人的眼光与口气，但作者并未将不堪的境遇当作此文的卖点，触景生情，便用仓皇的离去掩饰内心的伤感。李商隐天赋异秉，一生缠夹在沸沸扬扬的党争与极显冷酷的倾轧之下，寄人篱下、天涯漂泊，不过他集中那些咏史与评说时事的作品，如《杜工部成都离席》《重有感》等奇思妙想，出人意表，实难归入穷苦之音。“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想象奇特、属对工整，王安石读后赞不绝口，极称义山当是杜甫后身。“岂有蛟龙恐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关心时政，越位发声，胸宇间只是一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气。倒是那些嗟叹生平、表达“穷苦之音”的少数诗作，如《寄令狐郎中》，或者只可供作考订诗人生平的材料，艺术价值不高；或者经过诗人的精心加工，让人更多地感受到卓越的艺术成就。《九日》《夜雨寄北》《端居》，内中确有离愁别苦的凄凉之音，但古今情同，唱和者多，人们早就变换了理解的视角，超越了“穷而后工”的俗套。其实李商隐也并非孤立的存在，杜甫受后人激赏的诗作，大多是诗人创作时超越了自身困苦处境后的咏叹，后人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其实，一入逆境，便呻吟，便哭喊，便乞怜，心理承压能力一崩溃，行之于文字，岂能有审美的表达？ 我想清人“秋水轩”的信札文词尽管十分华美，但一味示穷、逞才，虽也是堆叠词藻，刻意雕绘，内容却极显贫乏，让崇尚平淡、自然的周作人深为不满。大丈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即用文字表达心中的委屈，也应有审美的从容。曾国藩《黄仙峤前辈诗序》特别重视人的器识，称有大器识者，也必能“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这么说来，应当相信作家的自制力，顺逆、穷达、贫富，似不会过多影响文章的意趣、格调。诗穷后工，从古至今，人人都这么说，但这穷与工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实现了对接、发生了共振，前人的解释十分模糊，而笔者则能认定，炫穷而搏同情与诗文之工不可同日而语。

    除乞怜的作品不能获受读者礼遇之外，读者还须注意，被人称为穷而后工的文章，作品中穷的展示，表达的往往不是与作者个人境遇相关的灰暗情绪，社会不公、生产力低下，“穷”是时代的常态，生于乱世，旦夕祸福，悲剧性的遭际说来就来。落魄江湖、生离死别，衣食不济、困苦潦倒，人人感同身受，只有那些同时能折射不合理世道、表达对天下寒士人道同情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相似的体验与关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眼前无屋可庇的困窘隔不断诗人对同样遭受风雨劫难的受苦者的惦念。“风尘荏苒音书断，关塞萧条行路难”，战乱打乱了生活的秩序，妻离子散、亲人失联、乡关何处，是时代的共同经验与感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苙翁，独钓寒江雪”，社会不公、是非颠倒、人才埋没，作品中的失落、绝望、伤感，也容易引起一众失意者的共鸣。与此相反，仅为个人的失落悲切的文章，譬如上面提到的秋水轩的那些自怨自艾的信札，虽然也能获得同情，但若从艺术角度考量，总会让人感觉刻意堆叠的文字中缺失了某些重要的元素。前面提到曾国藩曾批评归有光微时的作品，说他为了生计写了不少应酬的文章，粉饰、溢美，让人不忍卒读。说这些作品折损了作者的清名，影响了归氏在文坛本有的地位。我虽然喜欢归有光的许多文章，但曾国藩的这些批评在我看来是公允的、合理的。

    韩、欧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应有所本，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乍一看，这不都是文章穷而后工的例证吗？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列举的古人，他们的作品与他们不幸的处境并无直接的联系，发愤著书,受压只是激励他们超越艰窘的存在，著书立说，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留下自己的热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