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文集》：科学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学术丰碑

    席泽宗院士（1927.6.9-2008.12.27）是著名科学史学家和天文学家。2010年3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组织整理席先生的宏富著述。202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科学史学家陈久金先生主编的《席泽宗文集》，包括《科学史综论》《新星和超新星》《科学思想、天文考古与断代工程》《中外科学交流》《科学与大众》和《自传与杂著》等六卷，将席先生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奉献于读者。

    陈久金先生在《文集》总序中准确概述了席先生的九种科研成就。在此，笔者也谈谈自己对《文集》的粗浅理解。

    一、指认新星和超新星的踪迹

    席先生在1947年考取中山大学，学习自己偏爱的天文学，并且喜欢写科普文章。他的科普作品结为《文集》的第五卷。

    在科学家眼里，席先生既是科学史家，也是天文学家。他在1954年与戴文赛着手翻译阿姆巴楚米扬等编著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并开始从事天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他出手不凡，做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最耀眼的工作——新星和超新星研究，这方面的12篇文章结为《文集》的第二卷。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苏联的科学技术。当时苏联天文学家建议中国科学院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关于新星和超新星的史料，帮助国际天文学家发现超新星的遗迹。1954年3月1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约当时在科学院编译局工作的席泽宗谈话，布置他收集整理中国历史上新星和超新星的文献资料。同年12月底，席先生在《天文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第一篇科学史学术论文《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之后，他在1955年12月《天文学报》第3卷第2期发表一个含有90个中国古代新星记录的《古新星新表》，1965年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这些成果很快就被苏联和美国的天文学家翻译成俄文和英文，为科学家们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和X射线源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受到国际同行的赞誉。这种国际反响是席先生始料不及的。

    1991年11月，席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1994年1月改称院士）。2007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被被命名为“席泽宗星”。

    二、发现天文与科学思想的传统

    在科技史同行眼里，席先生是科学史学家，也是中国天文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引路人。除了关于新星和超新星的研究，他在天文学史、天文考古、科学思想史、中外科学交流史和科学史综合研究等领域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著，这些成果构成了《文集》的第一卷、第三卷和第四卷。

    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成立综合性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该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席先生成为研究室最早在编的职业学者之一。他以天文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例如，在考古天文学、文献解析和实验天文学史等方面，辨识出敦煌星图的1359颗星，整理和阐释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与彗星图，论证了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已经发现木星有卫星（参见《文集》第二卷）；在中外科学交流方面，论述了欧洲科学对中国的影响及明清两朝的相关作为。席先生还主持编写国家项目《清史》的《天文历法志》。

    席先生具有深厚的天文学功底，擅长洞察关键的科学史问题，做深刻的学理分析。例如，他准确把握了17世纪世界天文学和观测仪器发展的阶段和水平，清楚地阐释了南怀仁为什么没有为清朝钦天监制造望远镜。到20世纪80-90年代，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天文学的特征和起源等学术难度大的问题，并且尝试中国与巴比伦、中国与欧洲的科学史比较研究（参见《文集》第一卷和第三卷）。

    席先生在196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1982年发表《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中科院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纂列为“八五”重点项目。这套丛书的《科学思想卷》编写组于1988年12月成立，席先生担任该卷主编。这部84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在200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可与1956年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科学思想史卷媲美。《文集》第三卷收录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导言》，其中阐述了席先生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基本观点和书写方法。

    1996年5月，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他在项目筹划和组织整个团队的科研协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且率领天文学史团队取得了“三个确定”和“一个否定”等成果，即确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商王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否定“三焰食日”的记录为日食。这些成果为断代工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实际上，席先生对中国科学传统做了许多综合性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李约瑟之问”、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例如，他在《孔子与科学》一文中指出：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要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找原因。

    三、引领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

    2000年，席先生在《〈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自序》中说，自己“见证了科学史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国外的联系”。他在这方面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口述自传收录在《文集》第一卷、第四卷和第六卷。

    1956年2月28日，竺可桢副院长召集专家座谈会，讨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的科学史部分，会议委托叶企孙带领谭其骧和席泽宗做规划起草工作。在《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文稿里，他们勾画了科技史事业的发展蓝图，提出了中心学术问题和研究范式等。这项工作无疑会促使席先生思考中国科技史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前瞻性问题，提高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的能力。到1990年代，他已经在学术上站得更高，发文探讨了“科学史和历史科学”和“科学史与现代科学”等关于学科性质与定位等大问题的文章。

    早在1950年代，竺可桢、李俨等学术领导以及席泽宗等年轻学者就有放眼世界的意识。1956年竺可桢、刘仙洲和李俨等代表团成员到意大利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会上作学术报告，并且顺访了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1959年5月27日至6月4日，席先生跟随李俨访问莫斯科，参加全苏科学技术史大会，在会上宣读了有关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论文，回国后在《科学通报》和《科学史集刊》发表文章介绍会议情况和苏联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改革开放时期，席先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际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介绍自己和国内同行工作的文章，还经常撰文介绍国外同行的研究工作，让国内读者了解国际学术动态。

    1978年，席先生在科学史所担任古代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并且主持筹建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为促使研究领域由古代到近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做出了贡献。他在1983年9月至1988年8月担任科学史所的所长，1984年成为国内第一位天文学史博士生导师。作为十分豁达和国际视野开阔的领导，他身体力行地推动学科建设、学科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热心帮助国内同行。1999年，他支持科学史所分别与上海交大、中国科大合作办系。2007年6月，他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五十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五十年论文选〉序》一文中强调：“我们要宽宏大量，不强求统一，在学术领域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和哲学观点，各走各的路，彼此尊重，希望都有收成。”

    席先生在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时当选常务理事，1983年当选副理事长。1981年8月23日至9月3日，席先生、华觉明、查汝强等8位中国学者访问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重返科技史学科的最大国际学术共同体，这在“文革”之后具有“破冰”之意。他在1993年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994年至2004年与路甬祥院士共同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理事长，团结和引领全国同行，共同促进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建设与国际化。

    总之，《席泽宗文集》可帮助读者了解一位卓越科学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探索足迹、思想历程、学术成就和大家风范，了解科技史学科和科技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理解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脉搏，激励后学继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文明进步贡献新知。

    （作者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科技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