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沈公的日子

    沈昌文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大哉沈公》问世，此书收集了他的朋友、同事、作者以至读者的纪念文章、挽联等，以表达对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的怀念。

    二〇二一年元月十日，清晨六时许，北京天寒地冻，沈昌文先生在睡梦中，安然平静、无声无息地走了。朦胧之中，他站起身来，迈着蹒跚的脚步，矮小瘦弱的身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京城街市的尽头，消失在晨光微露的雾霭之中。

    沈公走了。在老人家淡然的微笑中，一个时代结束了。

    逝者已矣，生者哀思。以往一贯遇事冷静的我，此时却陷入一种极度感伤、茫然无措的状态。坐卧不安，六神无主，泪水不断地涌落下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拜在沈公的门下，请他老人家指导我、帮助我做出版。那时沈公刚从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名声巨大，身体尚好，精神尚好。我们几经磨合，颌首称道，挽手前行。从辽宁到北京，从辽宁教育出版社到海豚出版社，一路走下来，日光月华，风刀霜剑，不觉有了三十年的光景。此时回望，我们在沈公的引领下，做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那么多好玩儿的事情，结识了那么多时代精英人物。略说书目，有六十册“书趣文丛”，五百多册“新世纪万有文库”，八十多册“海豚书馆”，还有“万象书坊”“牛津学术精选”“剑桥学术集萃”“海豚小精装系列”，还有《万象》杂志。长长的书单开列下来，有一千多种吗？ 何止呢。不过，这里面述说的事情，不是数量，更不是金钱，而是一股文化洪流的汇入，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那是什么精神呢？ 是一百五十年中体西用的探索，是一百二十年民主共和的努力，是四十年文化反思的呐喊。或者，回到人本主义的思考，那仅仅是七十年前，一位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小人物，他满身充溢着个人奋斗的精神，还受到那么多政商界文化人物的提携与熏陶；他历经岁月风霜，跨过激流险滩，不断修炼，成长，强壮，抗争，最终成为一位出版界名声显赫的文化导师，为文人，为学者，为普罗大众，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情。直到晚年，当他淡出体制之后，又领导我们继续编好书，做好书，为人文社会留下一抹令人难忘的亮色。

    也是我三生有幸，能够在职业旅途上，步入那样一条文化缝隙，亦步亦趋，早早地跟随着沈公做事情。因为我从三十几岁结识沈公之初，耳闻目睹他的理念与业绩，早已经深深认定：“沈公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我可能拼尽一生的精力，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了。”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想法，我在工作中，一直老老实实地向沈公学习，落实他的主意，实践他的理念。在工作室，在书友会，在咖啡店，在小酒馆，在旅途中，他的高头讲章，他的闲言碎语，他的随想调侃，他无时不在的灰色幽默，我都会认真地记录下来，拿回去认真思考，再从工作中找到落实的依据。沈公一生努力，学识深厚，视事高远，见多识广，人脉丰富，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受益良多。三十年走下来，我不断感叹，按照沈公的话做事，不但充满快乐，而且成功率极高，起脚点极高，还避免我们走许多冤枉路。因此，我时常会说，我做出版，最看重两个传承，一是文化传承，一是师徒传承。这不是虚话，而是几十年职业生涯的真实体验。

    我拜沈公为师，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而且师徒关系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真诚需求，到无欲无求。其实沈公在年近八十岁时，已经宣布退出江湖，不再做事情了。但那时我刚刚来到北京工作，还是硬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帮助我策划“海豚书馆”，跑上海，找陆灏，最终沈公写出那篇有名的序言，戏称我们是“三结义”；还讲了“海豚与天使”的故事，感人肺腑。在二〇一一年后的几年间，他参加上海书展等活动，帮助我们站脚助威。直到二〇一九年，我们眼见着沈公日渐衰老，听力越来越差。但我的心中却觉得，对沈公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的依赖，几天见不到他老人家，就会若有所失。每逢风和日丽，还是要把老人家请出来，坐一坐，签签字，编一册《八八沈公》，开几次恳谈会，印一册《沈昌文作品图录》，重新装帧几本沈公的旧作《编辑手册》《知道》《书商的旧梦》，再来到一家小酒馆，喝一杯啤酒，贴在他的耳边大喊一阵子，心里就会舒服很多。他的脸上带着微笑，我们也感到年轻了许多。

    直到 一 年 前，沈公出门 还是坚持不用车接，他自己背着个双肩包定时赶来。后来有一次，他记错了地址，迷 失了方向，最终是出租车司机把他送过 来的，当 时把 我 们吓坏了。此后 沈公再出来时，我们一定要全程接送。记得每次去接沈公，时而 白大夫会送 下楼来。她还会对我们说：“谢谢你们，带着老沈去玩。”

    去年十一月沈公的身体不适，那一次发病入院，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沈公却很坦然，去医院的路上还对开车送他的朱立利说：“没什么大事儿，过几天就出来，你们再请我喝酒。”几天之后，沈公状态好转，他立即闹着出院。回家后不久，我们像以往一样，把沈公接出来，又坐在一起喝酒聊天。那天他的状态非常好，还向坐在侧面的顾犇先生打手势说：“国家图书馆的那位先生，你要送给我一样东西。”顾犇一脸懵然，见到沈公的指向才明白，原来沈公自己的一瓶啤酒已经喝完，希望顾犇将他那半瓶啤酒送过来。多年来沈公与我们相聚，白大夫一直告诫说：“沈昌文肝功不好，在外喝酒，最多只能喝一瓶啤酒。”但沈公是老顽童，当时点头答应，出来就破坏纪律，总要多喝几杯，直到这最后一次相聚。十二月我们还去请沈公签一次书，做到一半时他说累了，还是拿回家去做吧。

    沈公的大女儿沈懿说：“那次出院后，爸爸又像好人一样开始工作，整理资料，复印材料，每天忙个不停。”小女儿沈双说：“阳历年前几天最兴奋，熬夜剪报扫描，第二天早晨开门，一地果壳，还有空酒瓶子。”但新年一过，沈公不再做事情了，可能是他自认为一切该做的事情已经完成好，也可能是他再没有了做事的力气。但此后几天，他还是坚持有规律地生活，散步，购物，洗澡，吃陆灏寄来的醉蟹，独自喝一点啤酒，直到最后两天，还自己在家中炖上一锅火腿。有文章说，沈公曾言一生追求无疾而终，我想他最后几天的状况，大概就是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本文摘自《大哉沈公》，三联书店编辑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