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栖：重返“山水沟街”

    长篇成长小说《街上的马》是继《有鸽子的夏天》之后，刘海栖的又一部以“山水沟街”为故事背景的长篇成长小说。在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刘海栖长篇小说《街上的马》研讨会”上，与会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对本书所塑造的少年形象、所表现的童年精神和所采用的节制的艺术给予好评，进而将作者的“山水沟街”写作命名为“山水沟街”现象。那么，本书讲述了怎样的成长故事？ 如何讲述“山水沟街”的成长故事？何谓“山水沟街”现象？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概括说来，本书主要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鲁地城乡之间的某小镇少年“我”——家豪、何健、大亮子、逮柱、张世河、二妮等少男少女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可谓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当代成长小说。不过，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它与西方成长小说的故事内容很是不同：西方成长小说主要讲述一位少年主人公对成人现代社会的一路反叛过程，而本书则讲述一个个难分主次轻重的中国当代少年与他人、社会、命运的矛盾和解过程。在本书中，“我”——家豪，小说的讲述者，“山水沟街”的原住少年，身体单薄，笼罩着被小伙伴们欺负的阴影和与爸爸分离的感伤，但他热爱绘画、心地良善，从“练块”和绘画中找到身体和心理的自信，最终成长为一个机智、倔强、慷慨、义气的美好少年，也获得了从干校回来探亲的爸爸的夸赞；何健——家豪的好朋友，一位腿有残疾的外来少年，被大家嫌弃，但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心灵手巧，乐观向上、容人恕人，在本书结束时虽然离开了“山水沟街”，但已然成为了他所向往的“勇敢的小锡兵”；大亮子是“山水沟街”上最霸气的顽皮少年，但并不顽劣，也不豪横，相反，他重情、仗义、心地柔软。此外，崇义、逮柱、二妮儿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且与家豪、何健、大亮子一样，集中了东方少年的甘苦命运、时代印痕和美好特质。每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都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每一个少年都是“山水沟街”上奔腾的“马”。

    不过，如果本书只是一部标准的中国当代成长小说，那么它的意义将有所打折。事实上，本书最富有意味的不是讲述了标准的成长故事，而是在成长故事的背后隐伏着中国成长故事的源头性问题：如何弥合少年与他人之间的矛盾裂隙？如何促成少年与他人之间相互理解？ 而对这样的成长故事的源头性问题的破解并不依靠故事本身的情节元素，而是依靠故事之外的文学流脉和文化血脉。这意味着“山水沟街”上的成长故事固然源自作家的生活经历，但在文学流脉和文化血脉上又有意无意地赓续了百年前“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小说《故乡》（1921年）、《社戏》（1922年）所开启的少年视角下的成长故事。更确切地说，本书的名字、人物和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故乡》和《社戏》的写实性、隐喻性和矛盾性。本书名“街上的马”与鲁迅的“社戏”一样，都源自作家的童年生活经历，但更是在多年后的追忆童年世界里复活的隐喻世界——原初童年的故乡，还是在现实世界里充满矛盾的世界。

    本书中的“我”——家豪、何健、大亮子与鲁迅小说《故乡》《社戏》中的“我”——迅哥、小闰土、水生、宏儿、双喜、阿发多是作家童年时期的小伙伴，可又寄予了作者的梦年之梦，以及童年之梦的难以实现与童年精神的追寻。由此，本书的结构一面写实少年小伙伴之间、少年与成人之间的诚挚情谊、实录童年时代的欢乐时光，但另一面又隐含了少年儿童不被理解、不由自主、无处倾诉的忧伤心绪。如何处理本书中内容、人物、结构的矛盾性关系？ 成长小说不必如成人小说一样以咄咄逼人的现代主义目光审视人性的冷漠之处，相反，倒可以立足于本土现代文学流脉和传统文化的根部供给人心以温暖的爱意。那就是鲁迅《社戏》中的“罗汉豆”的芳香！ 在《社戏》中，“罗汉豆”延宕出场，直到少年们看社戏夜晚沿河归来，才安排“罗汉豆”的芳香。但这又有何妨？“罗汉豆”才是《社戏》的压轴大戏！ 因为正是由于“罗汉豆”的香气，隐伏于《社戏》中的少年与成人、京戏与社戏、过去与现实、等诸多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暂时和解。在本书中，大亮子那一句带劲的嘹亮的一声“街坊！”（《街上的马》第39页）就带有“罗汉豆”的香气，也赓续了“罗汉豆”的隐喻功能：“罗汉豆”的香气即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邻里关系良善的总称。

    如此意蕴丰富、情感醇厚的成长故事自然需要自然又高妙的讲述方式。可是，初读起来，本书笔法看起来平平常常、明白如话，甚至很平淡，几乎见不到一位小说家的煞有介事的虚构架势，但放在一起，就很有味道。会心的读者很快便会发现本书内含叙事张力，情感节制却蕴含深情，颇有汪曾祺的“人间送小温”的艺术笔法。本书的成长故事似乎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主题，似乎是一本随兴式的、以一个个故事串联而成的没有统一主题的书，但又“含藏”了多个主题。本书的故事是以读者料想不到的方式展开的，同时又以轻柔的语调进行讲述，击中人心，却又绝不让人轻易落泪，使得一个个既充满悲情谜团、又带有温暖色调的少年隐秘心事，有照应、有伏笔，有留白，整个故事讲述得自自然然，又余韵缭绕。当然，再高妙的故事讲述方式都需要依赖于合宜的语言。本书的语言主要使用了浅语的书面语言和鲁地白话，贴近儿童心理、符合儿童天性，鲁味儿颇浓。

    这样，作者的叙述目光没有局限在少年人物群落，而是延展至徐叔、侯姨、罗嬢嬢、大亮爹、韩奶奶等成人世界，还配置以煤饼子、发卡、毛衣、五七干校等历史记忆的幕布，以此显现中国当代社会中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而呈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在革命与斗争之外的另一种真相：“中国其实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矛盾的社会”（【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擅长自我化解矛盾的社会。正是这种矛盾冲突不断、但又不断自行被化解的中国文化特质，才构成了中国当代少年的成长观和中国人的生活观，并推动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本书不止是一部成长小说，还是一段历史记忆，一个时代的侧影，尤其是一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哲学。

    至此，何谓“山水沟街”现象？本书中的“山水沟街”首先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但一位作家什么时候回返童年的故乡？ 作家只能听从天命。但回返者一经踏上回返故乡之途，他所置身的时代便会深度参与他对故乡的追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山水沟街”更是作者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再生的故乡；“山水沟街”的少年更是作者在新时代语境下对未来中国理想化少年的多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