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让中国人自己言说自己

    《中国画论》初版是在1936年。作者喜龙仁，1879年出生于赫尔辛基，早年在赫尔辛基大学主修艺术史专业。1908年，他开始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一直到1925年，自1928年起直至退休，他则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工作。喜龙仁最初研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史，且成就斐然。在一次应邀去美国各大学和美术馆讲学的旅程中，他看到了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中国罗汉图，这些绘画让他着迷，也促成了他学术兴趣的转向。1918年4月，喜龙仁来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洛阳、开封、上海、杭州等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后来他又多次来到中国。据说在拍摄紫禁城的时候，他遇到了溥仪，后者像个助手一样在旁边协助他的工作。他还参与了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工程。中国之行以及在中国的逗留让喜龙仁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认识了很多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学者和朋友，也为他不断地撰写中国艺术方面的著作提供灵感。

    据喜龙仁的传记研究学者米娜·托玛（Minna Torma）考证，喜龙仁最早在其著作中涉及中国绘画是在其1915年发表的文章《原始的和现代的艺术》（Primitive and Mod⁃ern Art）中，这不是一篇专门讨论中国艺术的论文，而是研究他原本的兴趣领域——14世纪意大利的艺术与塞尚等现代风格之间关系的文章。在该文的最后，他提到了两幅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宋代周季常画的罗汉图，将之视为与现代艺术表达情感的抽象性特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绘画种类。喜龙仁第一部专论中国绘画的著作是《中国早期绘画史》，出版于1929年，除我们翻译的这本《中国画论》外，他还有一部《中国晚期绘画史》，出版于1938年。

    喜龙仁认为，《中国画论》是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续篇，因为后者只写到了宋代，而《中国画论》虽带有通史性质，但重心是在宋代及其以后。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虽然是由西方学者所著，但却没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喜龙仁在书中也谈到了他写作的态度：尽量让中国人自己言说自己。不仅如此，为了能够让西方学者感受到中国绘画理论语言的诗性，有学者还发现：“喜龙仁增添了一些诗意的成分和引语，使得他的译文读来更有韵味。”读者阅读本书中的英文部分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与一般的英语表达不同，《中国画论》的英文表达具有较为强烈的含混性，带有一些汉语所有的依靠语境方能明晰的意蕴。另一个突出特点则是他对中国绘画理论的选择，不是其中技法的部分，而是有关绘画本质的部分，由此他就能够抓住中国画理的精髓，准确地捕捉到中国画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总体特征。如，他对“六法”的感悟，他把形神视为中国画的二重性，他发现了中国绘画理论到了元明清时期创见不多这一学界目前公认的结论等。

    喜龙仁的《中国画论》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差不多是最早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画论的人，让西方学者阅读到了作为遥远的东方国度的中国两千多年来关于绘画的所思所想。不仅如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本土类似的著作也很少，这本书也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鲁迅高度肯定喜龙仁的中国画论研究，他还曾把《中国画论》寄赠给朋友巴惠尔·艾丁格尔。

    这本画论的翻译是我与导师高建平先生的第二次合作。第一次是十多年前翻译他的博士论文《中国艺术中的表现性动作》，那次翻译，让对中国画论知之甚少的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为这次的翻译打下了基础。这次翻译任务的商定是在2018年3月琼花盛开的扬州，那是在一次学术会议后，高老师和我说，外研社的老师找到他，希望他推荐个人翻译喜龙仁的《中国画论》，他希望由我来翻译，他来校译，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回到重庆后，我便开始着手翻译。原本以为会很顺利，不会花太多时间，然而真正开始做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里布满了“陷阱”。喜龙仁在翻译中国哲学、画论或者佛学典籍时，沿用的是当时的引文习惯，只提供文献著作名称，并不标注页码，而英文的表述与古汉语表达之间的差距不啻天壤，面对英文，即使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论语》《庄子》里的话，也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往往一段引文，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找寻对应的中文文献。尤其是关于禅宗典籍《楞伽经》的译文，由于作者采用的是已有英译著作《佛教圣经》，那本书不是对佛经的忠实翻译，而是缩减了一些原著中比较繁琐迂回的表达，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内容做了整合之后的翻译，因此查找其原文更是难上加难。为此我专门找了研究佛教的朋友，他们帮我一起找原文。然而即使这样，最终还是有两三条引文无法确定其对应的原文。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译稿提交出版社之前，我的导师高建平先生对全文做了非常细致的校译，修改了不少表达不妥或错误的地方。提交出版社之后，责任编辑杨雨昕女士极其负责，又找了相关专家对译文进行多次核对。译稿校样出来后，就在北京、深圳和重庆三地之间几度穿行，身在深圳的高建平老师、身在北京的杨雨昕女士和地处西隅重庆的我多次沟通，高老师还找了他在深圳大学的研究中国画论的同事帮忙校对，所以这本画论虽是我翻译，却是集体心血的结晶。在此我想向为这本译稿付出辛勤劳动的高建平老师、杨雨昕女士以及其他老师表达我由衷的谢意。但这本画论毕竟由我主译，由于我个人知识水平和英语能力有限，虽然已经费尽心力，其中难免还是会有很多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都需要由我来负责，在此也恳请专家和读者原谅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