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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小说中，那种深深的岁月感、历史感、道德感，无疑是鲁文化的积淀，而那些看似荒诞的想象、描写，则是齐文化的因子。
继“黄金四书”之后，山东作家陈占敏再次推出长篇小说“乡思三部曲”，与译作哈代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一并出版。
“乡思三部曲”总计111万字，书写了中国农民的百年历史，背景壮阔，人物众多，大气磅礴。“土地之叹，生命之叹，岁月之思，历史之思……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了这乡思万缕，愁绪满腹。我要为消失的土地立传，为逝去的 生命立传，为过往的岁月 立传。”陈占敏说，在写作“乡思三部曲”的间隙，他经常回到家乡，在曾经弯腰洒下过汗水的土地上流连再三，先民们开垦这片土地艰辛劳作的身影穿过了岁月的厚幕隐隐闪现。那一切，不应该过去了就逝去了，湮没无闻。他要把它们写下来，也不只是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一种期盼。
中华读书报：《乡思三部曲》是对故乡、对土地的致敬之作。写作之初，您就打算以三部曲的形式完成叙事吗？
陈占敏：1993年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以后，我就由中短篇小说写作转到主要写长篇小说了。我的长篇小说写作，不必写完一部，再想一想下一部去写什么，我所积累的一部部长篇题材，哪一部先成熟，就写哪一部好了。写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以后，我深深体会到，长篇小说是需要用全部生命力抵上去完成的。《乡思三部曲》不是一时兴起而作，而是那部分题材内容，需要用三部曲来完成。
中华读书报：之前您有“黄金四书”（《倒计时》《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您比较擅长多卷本、大部头的叙事？
陈占敏：现在，需要郑重地提出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尊重了。长篇小说，不是字数的堆积，不是一些有趣故事的串连，它需要思想的深阔，构架的宏伟，即便不是大部头，也需要有长篇小说的基本资质。它要求作者具有驾驭长篇小说的气魄、胸怀和力量。有些“小长篇”经作者精心打磨，小巧玲珑，固然可爱，但相形之下，我还是更倾心于长篇小说的宏阔壮伟。当然，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本人，我也惭愧。不过我的长篇小说理想，是从《沉钟》开始，经《红晕》《九曲回肠》，直至“黄金四书”“乡思三部曲”一以贯之地高悬在那里，让我苦苦追求的。这个长篇小说理想，我究竟实现了多少，其评判只有交给时间了。
中华读书报：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有15章，每章6节，构思巧妙，逻辑严密。能否谈谈您对于小说结构的思考？
陈占敏：长篇小说，尤其是大部头、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结构当然十分重要，骨架一松，整体就垮了。我写长篇小说，是不列提纲的,这似乎有悖于长篇小说这种宏大结构文体的写作常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心中无数。细细想来，在我的长篇小说结构中，气韵起了重大作用，我好像是凭借气韵架构着小说。这看起来有些虚，其实也实，以气贯之，写到哪里，需要缓一口气，再从哪里进入，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想。“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东坡的为文之道，琢磨起来，好像给了我的长篇小说结构无形的支撑。
中华读书报：十多年前您写过《保卫土地》，现在您的“乡思三部曲”，主题更宏阔，开掘更深入，为消失的土地立传，似乎是您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
陈占敏：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土地是多么宝贵。不过，这种土地情怀，在新的一代农民那里，已经逐渐淡弱了。这种土地情怀，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人，是难以体会理解的。我是土生土长的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作家”，我曾经是人民公社年龄最小的社员，后来进了城，我的生命之根也深深地扎在乡土里。为消失的土地立传，成为我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我的命脉所决定的；这不是选择，而是命数。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回顾、反思，更有深刻的批判精神，有对茫茫宇宙的无知漠然的诘问。您如何看待小说的故事性？
陈占敏：中国小说，有“三言一拍”传统，也有《红楼梦》传统，在一部分作家那里，“三言一拍”传统更强大一 些，他们注重讲故事。“五四”新文学兴起以来，外国小说进入中国，小说面貌便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讲故事”的传统略见式微了。小说要有故事，似乎无须多话。但是小说中的故事，究竟如何呈现，尚须辨析。在我看来，小说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叙述故事”，“讲”与“叙述”并不是同义。“叙述”注重行文，注重语言文字，“讲”则关注“故事性”。我心目中的好小说，是《红楼梦》那样需要一句一句读下来的，换作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讲《红楼梦》，他嘴上的技巧再怎么高超，原作的精华也要失去大半。小说是语言艺术，这定义强调的不仅仅是小说的载体，也是小说的精义。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是为了读的，要经得起品读。那些只注重讲故事的小说，略过三段两段文字，看个大概，知道了来龙去脉就可以了。好的小说，则需要一句一句读下来，有时候略过一句，就是阅读的损失。
中华读书报：三部曲的完成，既有贴着大地和人物的实，也有超拔的想象；既有现实主义的根脉，也有西方现代派的融入；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有西方现代派的品质。您如何看待这三部曲对于自己的意义？
陈占敏：我很高兴我的读书没有白费。“乡思三部曲”出版以后，拿到手上，随意打开哪一部哪一个章节看一看，都能够看到我读书的留影。这三部曲，居然成了我的一次饱满酣畅的发挥。我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西方现代派的探索，全都没有白费。我对于历史、宗教以及其他学科的涉猎，都有助于这三部曲的完成。三部曲好像成了我的集大成之作。我还高兴地看到，三部曲中各方面知识的叙写，并没有形成堆积，它们与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紧密融合。在小说中堆积知识，绝不可取。无论什么知识，必须成为作品的有机成分。我是“不悔少作”的，即便比“黄金四书”再早一些的作品，我也是倾心倾力投入的，我从来没有轻慢地粗疏地对待任何一部作品。不过，比较起来，“乡思三部曲”还是迄今为止我最成熟的作品，其突出的特点，便是技术上更加圆熟了。我对文学、文化多方面的学习、借鉴，在这三部曲中得到了娴熟的表现。比较起来，“黄金四书”有一种“生猛”之气，“乡思三部曲”则趋于“从容”。这是我已经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之后的三部，我很欣慰，我没有走下坡路一部一部滑下来，我没有退步。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过托马斯· 哈代的《无名的裘德》《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现在又翻译了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为什么对哈代情有独钟？
陈占敏：对哈代情有独钟，应该是我与这位狄更斯之后英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心心相通吧。哈代对社会、宗法的批判，与我的个人创作、作品的思想情感恰相契合,哈代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深深的关切，也能引起我的共鸣。我现在已将《远离尘嚣》译了大半，接下来，还要译他的《林地人》，这样，我就把哈代最重要的六部长篇小说，亦即“性格与环境”小说全部译完了。看着我译的哈代长篇一部部出版，我那忍痛放下的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可以得到一些弥补和安慰了，也许，它还别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和其他的译本比，您觉得您的翻译有何特点？
陈占敏：哈代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都有几个不同译本。在已经有了那么多译本的情况下，我还来翻译，是以我从事文学创作近五十年，出版发表各种作品800余万字的母语写作历练，投入翻译的。哈代作品所固有的晦涩、幽微、曲折、绞扭，也与我的作品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因此，我的译笔便能够尽最大的可能贴近传达，鲁迅当年“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的翻译体会，对我的翻译起着警示作用，让我的翻译小心谨慎，同时，我的译笔除了以多种工具书为强固的支撑和依据之外，我还以母语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敏感地探触哈代的文心，贴近哈代的本义传达。
中华读书报：作为山东的本地作家，您如何看待地域对自己的影响？
陈占敏：我出生的这片故土，原本属于古东夷地区。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也属于东夷文化的发源地。春秋以降，这地方受着鲁文化与齐文化的双重影响。返观我的写作，我能够发现，我的作品既有鲁文化的沉实厚重，也有齐文化的飞扬浪漫。在我的小说中，那种深深的岁月感、历史感、道德感，无疑是鲁文化的积淀，而那些看似荒诞的想象、描写，则是齐文化的因子。“齐东野语”，我的小说中大概有这种“野语”吧，但那却不是荒唐无稽的，它们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我的想象会凌空高蹈，而我的情感却永远植根于乡土。我是真正的“齐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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