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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我们仨》第七章：“锺书私下告诉我：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亦见《听杨绛谈往事》第十章。
“爷爷的产业”。钱福烔和戚友孙厚甫、高镜澂等多人合股在无锡县汉昌路开设典当行永盛典（观《锡报》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永盛股东警告高菊人》，知股东不少），股本总额六万元，短缴资本一千四百元，存款四万二千元（《申报》八月十二日《永盛典折偿债务之反动》；《锡报》六月二十二日《永盛典劫后馀波》谓“短缴者约一万五千馀元”）。
“江浙战争”，第二次江浙战争。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卢永祥、齐燮元两军大战于丹阳、无锡间，齐军溃兵逃至无锡城外抢劫。永盛典等“损失最重，无力复业，查票放赎”（《申报》五月七日《被灾典当开始查票》、五月十九日《永盛典清理债权之查复》）。《锡报》八月四日《永盛典折偿债款之备案》刊登永盛典经理钱福烔、高镜澂致县署函，谓劫后货款尚有二万二千八十八元六角，负债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三元三角，以五三折抵偿。
合股营生遭灾停业，未必欠债。钱基博《先府君行状》说：
然此固兵灾人祸之不可抗，律不负责赔偿者也。
因不可抗力，法律规定不必赔偿投资者和客户的损失。一九一三年《江苏典业修正木榜规条》第十三条：“兵灾盗劫，大水漂失，邻火延烧，非人力所能抵抗救护者，概不赔偿。”参看《新无锡》二月二十四日《被灾各典当预备结束》、《益世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典当被抢已核准免赔》、《新闻报》三月十一日《兵灾后典业状况》、《锡报》六月二十六日《永盛债权团呈县署文》、《申报》十月二十八日《被兵债户偿债办法之部令》及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九日《保和典劫馀波》。
不过，据钱基博说，钱福烔仗义疏财，因存户“家非优赡”，故“独先筹偿”了“所寄百之五十三”。唐文治《无锡钱祖耆先生墓志铭》：“乱稍平，先生以为合伙之股金，力出有馀，而存户之寄资，家非优赡，虽兵灾例不任偿，而吾心不可负也。然劫馀所存，不足什二，乃尽罄所积金，并基博兄弟馆谷所入，以偿存户所寄百分之五十三。盖邑中所仅有焉。”是《先府君行状》的诠次：“于是吾父吾兄弟三十年笔耕舌耨之所仅馀者，胥罄之所有；犹不足，则益以戚好合股之金；又不足，则益以公私委寄之金。然此固兵灾人祸之不可抗，律不负责赔偿者也。独以吾父仁及于物，勇以自刻，趋利不先，蹈难不徙。则以为合伙之股金，力出有馀，而存户之寄资，家非优赡；故股东之资金置后，而存款之筹偿独先。然劫馀所存，不足什二，而偿以所寄百之五十三。邑中所仅见也。”曲笔夸饰。依据前引钱福烔函，那百分之五十三的折偿，用的只是永盛典所馀货款。永盛典四万多元的债务当时已清算完毕——《锡报》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开原兴业经理大会纪 / 永盛存款准予五三折归偿/ 耀明新记存款仿永盛办理》：“永盛典因遭兵灾，损失公私存款，既一律以五三折归偿，本会准予通融承认，不追馀欠。”也就是说，钱福烔并没有因兵灾“欠下一大笔债款”，钱基博自然更无从“偿还”。至于偿债引发的风潮，当别撰一文。
赒赈恤偿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劫后月馀，无锡兵灾善后局成立，蒋曾燠为总办，王勍、钱基厚为会办（《申报》三月三日《无锡兵灾善后局成立》、《新无锡》三月二日至三日《兵灾善后局成立纪》）。一个月后又组织兵灾善后委员会（《申报》四月三日）。《申报》五月三日《请款抵偿兵灾损失》载蒋曾燠等的呼吁：“无锡兵灾损失总额银六百六十三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元。地方元气大伤，市面萧条万分，务请迅赐拨款抵偿，藉救无辜，以苏民困。”五月七日《请偿兵灾损失之续闻》：“请于本年冬漕起，将本邑忙漕应解之国省两税，指拨半数，以抵偿灾损失，至偿至足额为止，并请发行八厘债券，以资担保。”五月十五日有《力争指拨附加振捐》，五月二十六日又有《请拨金款散放灾振》。
钱基博自己说过欠债还债吗？ 没有。灾后数月，钱基博《先府君行状》记父亲语：“吾丧吾财，而汝兄弟能自立，何害？”家报云（《新无锡》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京津陷入混乱状态之邑闻/ 钱子潜君之两家书》）：“惟大人高年，须当及时行乐，不必再求田问舍，为儿辈多费清神。此后大乱方兴，有产终亦不保，或且为累也。”殊不类对“欠下一大笔债款”者语。致费师洪书只道（《新无锡》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博向不问家人生事，今秋先府君弃养，乃不得不自料简，然诸事多所扞格，乃知曩者庇老人之荫而今失怙为可痛也。”不久就全撂给主妇了（《金玉缘谱》）：“余有四方之志，而不问家人生事谁何；门户支撑，独有老妻。”《自我之检讨》：“我财产观念极薄，钱到手就空。然而我未买一亩田，银行储蓄从未开过户。无锡许多大工厂、大商店，没有一家有我一股两股的股金。我不愿积了钱，供一家享用奢侈，我宁可送给人家用——人家缓急，没有不量力应付。自我早年已如此。”
那时钱基博卖文吗？ 没有。《钱基博自传》自谓“本勿赖市文为生”。与费师洪书（见《历史文献》第二十一辑）：“惟博文字虽不佳，差知自惜羽毛，以文字作羔雁贸金钱，则所羞为，殊较时贤高一筹耳”；复陈灨一书（《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有来索吾文者，兴到则为之，佳则神来之笔，不佳则本不取酬润，无所谓报当。”永盛典遭劫后的四年，钱基博作《陶锡侯先生家传》（《大公报》无锡版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末节陈情发誓：“余婴末疾，比久弗瘉，遂以杜门，虽家人生事不谁何。所以不即焚弃笔砚者，徒以治文章三十年，著书未成，冀于垂绝未尽之年假馀息以卒事耳。距意世道衰、民朴散，不敦厥行，相夸于文。而如仆者，频见驱役。告休弗休，有不应则怫怒焉。其尤甚者，我倦欲眠，而强聒焉，我固逊谢而不获免于役也。於戏！ 吾生有涯，痼疾经年，而辄欲悉索吾未尽耗之精气，以餍一时涂泽耳目之私焉，则何其与于不仁之甚也！ 吾尝发恨语妇曰：若纷纷者，非丐余文，乃索余命也。独于先生之传一诺无辞者，特以先生能友于厥兄，有功在宗祊，吾宗所罕，义不可没耳。其他若着一字，则是余之自雠其生也。虽断吾脰，有弗为已！”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在《无锡新报》刊登一周广告《钱基博誓言》：“仆文质无所底，而邦人君子之以文字见役者，亦未尝故自矜重，如韩退之索人谀墓之金。或者不察，以为易与，督之代笔，限以期日，稍或不应，便招诟怒。今岁三月，仆大病在床，求死未得，而玉趾贲临，有不问疾而责宿诺者……仆频年多病，而任教务日繁；传记铭诔，索责纷至。仆未受人顾役，而群公驱策，牛马不如。人有休夏辟暑，而仆则督以挥汗疾书；人有拥炉消寒，而仆则迫之以呵冻握管，殆以仆为文奴耶？ 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自今以往，仆谊不受私人驱役，而愿为公众效棉力；谊不以文字哗众干时誉，而愿商量学问，与诸君子赏奇析疑。如有利诱势胁，督为谀墓介寿之文，而为着一字者，仆即自侪于奴。奴乎奴乎，而忍一日居乎？ 吾头可断，吾文不可得矣。此誓。”二十年后，钱基博才不得已想要卖文——“吾亦丧我”。《钱基博卖文》（《复苏》第二卷第八期）：“余以文章娱戏，不以文章炫鬻，倘有奇节伟行，往往不待人请，而借以发胸中之奇——亦有人请之而不与。东人作慝，无家可归，抱病流离，弱息为累；老而蹇语，已无舌可耕；少以有文，姑操笔为来。不论寿文碑传，一例索润万元。从前石米易币十元，今则万元不过三石。煮字为炊，情非得已。世有仁人孝子，必能以重其亲者重吾文。赐书见顾：蓝田李园。老而卖文，吾亦丧我。饥来驱役，知好鉴之。”
劫后半年，钱基博因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风潮，北上北京清华学校教书（作文多未付布）。办完父亲丧礼（《锡报》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钱子泉孙卿昆仲谢孝启》、《无锡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钱祖耆先生之荣哀》、《新无锡》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钱绅祖耆之死后风光》），钱基博到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教书，明年兼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讲师（《谕儿锺书札》：“我沪锡仆仆，无日无时不为疾痛所苦”）。他从前在上海教书，也仍兼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课（与费师洪书、复叶蓁书）。
那么，钱基博的病是笔耕舌耨“劳累”所致吗？ 不是。他晚年言明且清（《自我之检讨》）：“我早年失血，以致心脏硬化，肋间神经常常作痛，往往彻夜不得贴席眠；及到日本抗战发生，家破流亡，眼看到各地的沦陷、人民的惨痛，恐怕焦虑，加增了我的心悸、舌麻、头痛。”永盛典遭劫前所作《钱基博誓言》早言：“今岁三月，仆大病在床，求死未得……仆频年多病。”
钱锺书果真说过“爹爹因还债而患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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