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家乡“最后一位乡绅”贺鼎三

    我的家乡陡城，高矗在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1985年从靖远县析出）境内的黄河岸边，历史上属西北边陲要塞，从秦朝大将蒙恬戍边筑城，至西汉设置鹯阴县城，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造麦田城，再至明代长城一线的军事城堡金安堡，直至清代更名为陡城堡，世易时移，名号虽异，然而陡城一直位居本地区之中枢。据县志记载，天寒入冬河面结冰，对岸的游牧骑兵就会纵马踏冰过河，发动战事，纷扰不断。自古以来，缘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军事职能，陡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也因此塑就了当地崇武修文、忠勇豪迈、勤苦坚韧、耕读传家的民俗村风，代代沿袭，传承至今。

    只是，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我，家乡金戈铁马的历史硝烟早已在记忆中无影无踪。儿时的脑海里，本村已改称为“陡城大队”，大队部所在地的那条小街上，有着本村最重要的几处建筑设施——隍爷庙、药铺、供销社、戏楼等，在此开展的各种活动，是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至今仍清楚记得，那时村里的老人们通常会不约而同地或坐或蹲或站在药铺墙角下，而中间的位子，肯定会空出来，留给那位精神矍铄、蓄着花白长须的老者鼎三公，大家环绕着他，听他讲古论今、褒善斥恶。当年的那一场景中，年仅九岁的我，因故担负起了给全家做饭的重责，而受到夸赞。

    随着年龄增长，在美好的记忆之中，有的依然淡淡温馨，有的则日益鲜明，其中，曾祖父鼎三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愈发清晰饱满。

    鼎三公家族世居陡城，其家族耕读传家，家风绵延，兴教办学。先祖贺福，康熙年间贡生，是靖远首家学校“培风书院”的主讲，推动当地形成崇文修德之风气，功不可没。鼎三公的祖父贺玉田，光绪年间秀才，是陡城学堂创办人暨校董会首任会长（相当于校长）。清朝晚期，战乱迭起，经济文化损失惨重。同治十年，贺玉田时任陡城团总，战乱时竭力保护乡里，并于乱后积极创办陡城学堂，先后培养出二十多位才高学优的贡生及文武廪、监生员。鼎三公的伯父贺永安、父亲贺永魁均为光绪年间秀才，继承优良家风，号召乡民，筹集款项，兴修水利、举办教育。

    鼎三公生于清光绪三十年，民国十七年毕业于兰州师范学校，此后投身教师工作长达二十二年。其伊始任教于县城靖远敷文学校和靖远师范学校。民国二十四年，鼎三公创办了靖远东湾国民学校，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民国三十五年又申办陡城国民学校，为第一任校长。这两个学校，是本县两个中心大村的国民学校。陡城国民学校后成为白银市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段历史，我年长后才得知，也因此解开了我们姐弟小时候的一个心中谜团：为什么村里学校拍毕业合影，会请曾祖鼎三公坐在中间？

    鼎三公德才兼备，兴学重教，因材施教，诲人不倦，门下弟子人才辈出。在其言传身教之下，贺氏家族遵从祖训，倾心教育，并不断发扬光大，族人从教者甚众。要之，自清朝同治十年至今（1871-2021），以鼎三公为代表的甘肃平川陡城贺氏家族，祖孙七代连续150年，赓续尊师重教兴学之家族传统，相沿不辍。2021年，在“庆祝第37个教师节系列活动”中，白银市教育局、平川区教育局同时推介题为《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传奇——平川贺鼎三家族从教略记》之报道，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

    鼎三公不仅热爱教育，而且宅心仁厚，怜贫恤老，多有扶危济困之举，颇有古之仁者之风。据《靖远县志》《平川区志》“乡贤贺鼎三”条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甘肃靖远发生大饥荒，乡贤贺鼎三倾其家资，从宁夏中卫等地购来粮食，周济乡亲，一解燃眉之急。此外还有许多令乡民至今仍交口称道的善举，不一而足。

    除了兴办教育，扶危济困，更让乡民津津乐道的是鼎三公教化乡里的事迹。据家父描述，村里每有民事纠纷，都会邀请鼎三公出面调解。由于鼎三公秉公处理，而且说理透彻充分，顺应人情，令双方及旁观者皆心服口服，自然也心悦诚服地遵守鼎三公的裁决。

    乡土社会，聚居熟识，邻里冲突亲友纠纷，若动辄诉至官府，成本既高，也对人际关系破坏极大，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依据老规矩来解决。这种裁决，虽非司法判定，但却很有效力，乡民都会自觉执行，亦避免了矛盾激化伤了和气。反观今日，人们往往因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报警或者打官司，低效且得不偿失。政府在大力提倡“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乡贤”的今天，传统自治经验，值得传承借鉴。中国悠久的自治传统，在民间社会的自觉承担者和坚定践行者，就是鼎三公此类深受儒家博施济众思想影响的德才兼备者——乡绅。

    鼎革之后，鼎三公的阶级成分被划为“地主”，昔日造福乡里德高望重的良绅，一夜之间被打倒在地，成了“地主分子”，遭受批斗，饱受屈辱。我刚上小学时，就曾参加过批斗鼎三公专场会，身临于近千人整齐划一地振臂高呼“打倒地主分子贺鼎三”，给年幼的我所造成的冲击，难以言述，当时惊恐不已，至今忆起，仍旧心绪难平。

    社会动荡，鼎三公潜心中医，治病救人三十四载，其对求医者无论贫富、远近，皆悉心医治，治病救人无数。当年，本村驻扎有军队营部，有位余姓东北籍军人，妻子习惯性流产，多次住院治疗无效，耳闻鼎三公医术高明，携同妻子上门求治。鼎三公诊断后，对症下药，一年后余夫人顺利生产一男孩。军人夫妇喜出望外，四处推荐，招致很多外省病人前来就诊。穷乡僻壤，有此一景，极为罕见。此外，我还听闻过许多神乎其神的故事——鼎三公好几次把病人从阎王手里夺回，甚至用心理疗法让难产的产妇顺利产下婴儿，等等。后来，我多向当事人或知情人求证，大都真实无讹。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穷则独善，达则兼济，中国读书人的这个自我定位，可谓鼎三公的真实写照。因其德高望重、功业卓著，入选《平川地方志》之“历史文化名人”篇。

    鼎三公是典型的传统读书人，但却不是呆板无趣的老夫子，学问博厚、口才卓越、擅长说书、娴熟二胡、爱唱秦腔、嗜酒好茶，长须垂胸，慈眉善目，干净利落，儒雅洒脱，幽默风趣，是大家的共同印象。在那个娱乐活动匮乏的年代，听鼎三公讲“古今”（故事）是村民们最喜欢的项目。鼎三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讲述的大多是历史故事，褒扬古今忠良，贬斥世间奸邪，教化身边愚顽。

    “文革”结束，鼎三公亦摘去了头顶上那顶沉重而屈辱的“地主分子”帽子，其个人生活与国家一样，重新进入常态。改革开放后将近十年之时的一个冬天，鼎三公无疾而终，方圆百里乡民闻之无不痛悼，全村老幼自发为其送葬，抬棺送殡者逾千人。乡民挽词曰：“造福桑梓，生无愧于心；为善乡里，死无愧于行。”极尽哀荣。另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求医者一直络绎不绝，直到鼎三公去世当日，还有病人上门求医，得悉其已去世，唏嘘涕泪不已；二是出殡时，鼎三公的学生们，其中刘达三、黄居中、周裕范几位老先生，当时已年近古稀，为表达对先师的崇敬之情，一致坚持给鼎三公抬棺起灵，一直抬到院子大门外，才由年轻人接手。

    值得一提的是，鼎三公壮年时不但育才有方，而且交游甚广。鼎三公有挚友曹汉章，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可惜自两岸分治后再没回来，两位老友亦没有再见面。有学生乔雨生，在中学时代奔赴延安，抗战期间任八路军骑兵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高级将领，上世纪80年代曾专程回乡看望恩师，感谢师恩。试想一下，如果这三人能同时会面，三人的命运与人际关系所构成的场景，真乃国运之隐喻。

    鼎三公所作所为，实乃传统读书人的本分和自觉，若套用对梁漱溟先生的评判曰“中国最后一个儒家”，那鼎三公可谓我家乡“最后一个乡绅”。这个评判，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事实，在我看来，则带有些许无奈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