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史家史景迁

    所谓“蒙太奇史学”并非轻而易举，如何选取有意义的“时刻”加以组合才是见功力之处。史景迁运用的许多史料绝不罕见，但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能力、或有意愿去了解这些泛黄书页上名字背后的喜怒悲欢、挣扎与苦痛。在深厚史学素养和非凡“生花妙笔”之外，值得人们注意的，还有史景迁身上浓重的人文主义情怀，这在历史学家里殊为难得。

    岁暮短景，斯人远去。2021年圣诞当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先生去世，消息一传开，立即引来太平洋两岸众多悼念和缅怀。作为中国历史学家，史氏的声名早已越出汉学研究之外，如今巨星陨落，堪为2021年学界又一大遗憾。

    史景迁在美国汉学界素为传奇，回到五十多年前，巨星初升之时，人文学科的至高殿堂便向他敞开大门：1965年博士毕业，次年入职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此后每隔两三年，便出版一部专著、升迁一级，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便成为讲座教授。1966年，史景迁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出版，汉学界“莫扎特”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当时兴奋地评价：“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在写。清史研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品。”到2008年退休时，史景迁已经出版了13部著作，1部文集，众多世界顶级学府授予其荣誉学位。他是美国最畅销的中国历史作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英女皇亦曾为他授勋，表彰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卓著贡献。他的学生遍布今日西方汉学重镇，个个独领风骚。

    历史学家、汉学家、作家、教师，无论被冠以何种头衔，史景迁都取得了精彩卓著的成就。他在美国学院内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他的作品很难简单用历史学、中国学或者文学创作来界定，一直以来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捧读和讨论。不少人把史景迁看成专注“讲故事”的异类历史学家，虽然他很少正面谈及大理论流派，但其实今日学界有关文化史、情感史、性别史、全球史、心理史学、形象研究的讨论，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觅得踪迹、得到启发。

    一

    同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一篇文字中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他去史景迁家做客，问起主人的下一个写作计划，史氏回答：“我想写关于寒冷。我看到一名满洲战士在冻结的池塘上滑冰，还有一匹战马在华北冬季的干冷中喘息的白气。”这是何等生动的画面，刹那间在场所有人的思绪都被带离这个新英格兰的客厅，飘至三百多年前冰封雪舞的中国北方大地。这则对话发生在《上帝的中国儿子》书稿刚杀青之时。尽管直至去世，史景迁都没有真正动笔写这部关于“寒冷”的作品，但相信还有很多类似的画面萦绕在他头脑中，引领着他的写作。

    史景迁很少掩饰自己对于某些特定“时刻”的偏爱，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的创作之源。这些“时刻”不一定是千百万人耳熟能详的所谓大历史时刻，它可以很个人化，但同样充满着张力和情感的流动。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最初感受到的是清初山东的一场大雪，雪片漫天飞舞，飘过人们的心头，也掩盖了王氏的尸体。在《前朝梦忆》的开头，牵动史景迁心绪的是一场元宵节的灯会，明末士人张岱幼时在绍兴城中，元宵随家人外出，但见花灯高悬，流光溢彩。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篇末，史景迁又回到了1595年的赣江天柱滩，激流奔涌，大船倾覆，利玛窦和同伴都坠入水中，他奋力抓住身边的绳索，终于被救回船上。这仿佛是利玛窦在华二十多年的一个缩影，他不断地与眼前的艰难困苦搏斗。这些“时刻”铸造了故事主人公独特的个人体验，在史景迁笔下反复闪回，犹如网结般牵动起人物或短或长的一生。文字营造的画面或明或暗，带领读者穿梭时空，回到那些鲜活的场景与时刻，叠合成史学的“蒙太奇”。

    当然，所谓“蒙太奇史学”并非轻而易举，如何选取有意义的“时刻”加以组合才是见功力之处。史景迁运用的许多史料绝不罕见，但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能力、或有意愿去了解这些泛黄书页上名字背后的喜怒悲欢、挣扎与苦痛。在深厚史学素养和非凡“生花妙笔”之外，值得人们注意的，还有史景迁身上浓重的人文主义情怀，这在历史学家里殊为难得。19世纪职业化史学兴起之后，历史学研究大多都要面对“投入”和“抽离”的艰难抉择，但逐步占据主流的“客观性”和“结构化”要求使得大部分从业者更倾向后者，占据貌似更为安全的旁观者视角。史景迁并非一味“投入”而无法自拔，同样是旁观者，他转换了“投入”的方式，采取更贴近人本身的视角。他把传统史学叙述给人物加上的各种符号和意义逐层拆解，抹去时空上的距离感，使叙述对象的精神世界变得清晰可触。无论康熙、雍正这样身居紫禁城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君主，还是山东乡间籍籍无名、面目模糊的妇人，无论是天京城中临终前幻想着“天兵来救”的洪秀全，还是肇庆仙花寺里憧憬着北上进京的利玛窦，在史景迁书中，他们不再是某个宏大历史进程的推动者或参与者，而化为读者身边常人，怀存同样焦虑，情感的纤毫起伏都能激起读者共鸣。

    在某次访谈中史景迁提到，“讲故事”是将不同人的生活世界连接起来的绝佳方式，在故事讲述时，人们可以避开国家、法条、秩序那些板着面孔的东西，自由捕捉激动人心之处。《太平天国》一书的末章中，洪秀全的生命走向终点，天京城被湘军攻破，李秀成护送幼天王外逃而后分别被捕，“天国”历史的巨幕徐徐合上。但在这幅宏大历史画卷里，史景迁还发现了另一些奇异的细节：战争结束前两个月，天京城内外展开最后的殊死战斗之时，被解散的洋枪队中英国士兵却百无聊赖，他们沉迷于跳高、射击、板球和蒙眼手推车竞赛，玩得不亦乐乎，借此打发时光。另一方面，此时帮助清军围湖州城的还有些法国官兵，有的军官令人将台球桌搬到前线山上，一边观察战场形势，一边玩台球取乐。这些普通“外人”的行为，与历史的大背景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但又是如此鲜活真实。史景迁将这些看似疏离的片段都当作历史的闪光，不同人性并不能被简单贴上或善或恶的标签，它们犹如星辰各自占据天空一角。史学对时代的开掘于此有了更丰富的层次。

    二

    大约十年前，我着手翻译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完稿后收入郑培凯和鄢秀两位教授主编的《史景迁作品集》，201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读者到译者的转变，给予我难得的机会，更专注地贴近史氏文字的纹理，感受“蒙太奇史学”的方方面面。接触原书之初，我还存有疑惑，作者选择《西国记法》中的四个汉字形象，以及《程氏墨苑》里的四幅宗教画作为叙述基点，是否这就能代表利玛窦曲折坎坷、波澜壮阔的一生？ 但很快我就明白，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为利玛窦的生平给出某种确定的评价，而是借助“记忆宫殿”来切入利玛窦在华时的精神世界。

    大部分史学叙述习惯于考察历史对象在纵向时间轴上的前后联系，借此建立一套完整的脉络，但史景迁似乎更偏爱“横切”。他往往不满足于按时间顺序从头至尾讲述一个对象的全部经历，而喜爱从某个时间点横切进入，呈现不同人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生活样态，逐步揭示其间的联系，从而编织出一张意义之网。以空间广阔而言，《记忆宫殿》便是这种写法最典型的代表。读者随史氏的笔锋流转，时而大明，时而西欧，刚从罗马耶稣会学院的场景中走出，转而又进入了中国佛教故事的世界里。

    从人的角度看，这种“横切”恰恰更有利于展现人之认知与情感的瞬时性，使其显得更为丰富。纵向一贯的叙述犹如不断剪除枝桠，往往最后陷于“盖棺论定”的化约，人物行为也常会遭受“结果视角”的过滤，都被视为带有某种指向的有意为之。史景迁的写法正意在抛开这些束缚，展现某些特定时间点上人的所思所虑，并由此生发，解释其缘由。利玛窦在中国的旅程绝非一帆风顺，很多时候，沮丧、痛苦、哀伤等情绪伴随着他，而这些往往与更多的回忆和期待紧密相连，《记忆宫殿》抽丝剥茧般步步深入，遥远的耶稣会神父终于成了我们眼前有血有肉、一瘸一拐的普通人。

    在某些学者眼里，好的历史学研究应该提出可供讨论的问题，或给过去以确定的解释，以此眼光看去，也许史景迁的著作并不会被推崇。但史景迁树立的，是另一种人文主义历史书写方式的范型，他把温情和诗意带入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以情节化的叙事引领我们贴近历史人物的内心，体会那些真切的生存处境。战后美国中国学的环境中诞生史景迁这样的学者，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也得之于其个人卓异的天赋。今日欧美学院体制愈发森严，或许将来我们见到这样的中国历史著作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的逝世即使不是一个时代的落幕，至少也代表着一种风格的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