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守望》：一曲生命伦理叙事

    生态文学脱胎于人类工具理性与物质欲望膨胀到极致后对自然的肆意杀伐，是面对环境废墟与人性荒原的反思，因此，它的兴起天然携带着批判人类罪恶的基因。但在生态思想与生态写作发展的今天，常见的批判式、挽歌式叙事已然局限。要突破生态文学叙事逻辑简单化、思想传递概念化、形象塑造脸谱化、审美品质弱化等写作惯性，创作者的思维也必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这些层面来看，牧铃的《绿色的守望》无疑是一种颇有成效的创作尝试，尤其在思想与叙事艺术上。

    小说将叙事主要场景放在了白石山区，讲述了在村民因环境威胁搬离山村后整片山林的变迁。为了彰显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顺势营建了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在自然环境一线，小说从少年梁多多以微电影记录山乡的动物开始写起，作为被观察拍摄的主角，野性未驯的花猫斑虎、留守家犬哈宝、被人遗弃的宠物犬坦克、野生云豹等动物依次出镜。在人文环境一线，小说又对梁多多个人成长、山村的搬迁、治理废弃矿山、还原绿水青山等事件进行了全景式描写。

    从这两条线索出发，小说的叙述视角顺理成章地设定为动物主角与城乡少年梁多多。小说叙述视角在梁多多和动物主角们之间频繁切换，甚至对同一场景以复调方式推出，营造出层叠、绵密而又延展的效果。这种叙述方式的安排意在不同生态主体之间架设起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从而张扬这样一种生态意识——不论伤害还是保护，误读或是理解，都是双向的交流，是达成生态平衡、自然和谐的必备路径。

    顺着这两条叙事线索，小说采取了多种叙事维度，打开了较一般儿童生态文学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

    最为显在的叙事维度是小说尊重生命，追求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生命伦理叙事。小说将少年梁多多的个体成长与山乡的自然复苏形成联动——梁多多微电影拍摄主题的演进与其个人思想价值观发展、及山乡环境的变化彼此呼应。从拍摄自家野性未驯的花猫斑虎，到拍摄村庄搬迁后留守旧地、为主人忠心守护羊羔的哈宝，到被遗弃荒村、艰难求生的宠物犬坦克，梁多多都为了提振自己“丛林侦探”的声望。后来，频频现身的野外生灵让他悟到了对自然的尊重即是毋扰，只远距离拍摄，生态意识已油然而生。透彻的领悟是其父在突发地质灾害中为救桂老爹牺牲后，当他从父亲日记中看到父亲治理废弃矿山、还原绿水青山的强烈意愿时，他从此接过衣钵，使命般地以拍摄方式推动整片山林的治理与保护。从关注动物到关注整片森林，梁多多将目光不断从小我推向世界、从局部投向整体、从眼前投向远方的过程，实际也是他生态思想渐次复苏的过程。

    在对集体与自然关系的书写时，作者以辩证而客观的生态写作观对人与自然关系如实作出全程展现，不护短，也不拔高。他既从生态理想叙事维度出发，以插叙的方式诗意回顾了在农业文明阶段，自然哺育万物，山里人循着原始的朴素自然智慧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栖居岁月；又从反思批判叙事维度出发，沉重再现了在工业文明的前现代，在过度膨胀的私欲与工具理性驱使下，山里人和山外闻讯而来者对于山区矿产资源的疯狂开掘，以及造成的环境创伤。但在生态整体价值深入人心的今天，作者更知道，理性地看待工业文明，焕新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比之悼念与抨击更具踔厉奋发的意义，对于儿童读者也更具润物无声的引导作用。于是，作者将笔触聚焦到了一群鲜活的山乡人物之上，讴歌了他们以搬迁、植树、护林等实际行动重建家园的正能量。

    为生态立言，在创作中容易落入主题先行的窠臼，容易退化为对家国战略的单薄图解。在《绿色的守望》里，集体作为家国的一个缩影，却成为了小说以小见大，曲径通幽的一种艺术表现。小说将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退耕还林、危房安置、脱贫攻坚等重大活动隐伏为背景，在小说中草蛇灰线般地穿插闪现，巧妙地点染出生态建设上的中国立场、中国问题与中国故事，张扬了深文隐蔚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