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的文学奖之旅

    2021年11月3日，英国最具声誉的文学奖布克奖评选揭晓，时年58岁的南非资深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凭借《承诺》（The Promise）折桂，成为继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74年获奖）和J. M. 库切（JM Coetzee，1983年、1999年两次获奖）之后，第三位获得布克奖的南非作家。加尔古 特曾分别 以《好 医 生》（The Good Doctor,2003）和《在一个陌生的房间》（In A Strange Room,2010）两次进入布克奖决选，却失之交臂。此次评选，他是公认的热门作家，其获奖众望所归。2021年，非洲作家横扫全球重量级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桑给巴尔出生的非裔小说家阿 卜杜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而法国最具声誉的文学奖龚古尔奖也颁发给31岁的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 尔 · 萨 尔 （Mohamed Mbougar Sarr）。加尔古特的获奖再度将非洲文学推向全世界的聚光灯下，他在颁奖典礼上感慨道：“这是非洲文学伟大的一年。我想代表所有讲过的和未讲过的故事，以及来自我所在的这个非凡大陆的作家们，接受这个奖项。”

    2021年度的布克奖评委会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玛雅·贾萨诺夫（Maya Jasanoff）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金融时报》编辑兼作家霍拉蒂亚·哈罗德（Horatia Harrod）、演员娜塔莎 · 麦 克 罗 恩 （Natascha McEl⁃hone）、两次入围布克奖的尼日利亚小说家奇戈齐·奥比奥马（ChigozieObioma）以及作家兼前大主教罗文 · 威 廉 斯 （Rowan Williams）。2021年7月，评委会从158位参评作家中评选出13位作家进入初选，包括五名英国作家、一名斯里兰卡作家、两名南非作家、四名美国作家和一名加拿大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涉及斯里兰卡内战、人工智能、种族隔离、奴隶制、移民和地球、人类的未来等，涵盖了各类话题，场景遍布全球，整体上呈现出了全球视野。布克奖管理总监盖比·伍德（Gaby Wood）认为，入选作家的作品有全球视野，与布克奖作为全球奖项的定位不谋而合。2021年9月，评委会发布包括《承诺》等六部作品在内的决选名单，其中有以下三部入围作品出自美国作家之手：帕特里夏· 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的处女作《无人问津》（No One Is Talking about This）讲述了一位女网红的生活，探索了社交媒体、成瘾和人际关系等主题；玛吉·希普斯泰德（Maggie Shipstead）的作品《大环线》（Great Circle）讲述了一位献身于飞行的女性和将在银幕上扮演她的好莱坞演员的故事；第二次入围布克奖的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作品《困惑》（Bewilder⁃ment），讲述了一位丧偶天体生物学家寻找其他星球的生命并和儿子致力于拯救这个星球的故事。此外，入围作品还包括名不见经传的索马里裔英国作家纳迪法·穆罕默德（Nadifa Mohamed）的《财富之人》（The Fortune Men）和斯里兰卡作家阿努克·阿鲁普拉加萨姆（Anuk Arudpragasam）的《北方之旅》（A Passage North）。穆罕默德基于真人真事，在其作品中重新演绎了一名索马里黑人移民被诬陷为谋杀犯，成为威尔士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的故事。而阿鲁普拉加萨姆的作品则讲述了一个年轻的泰米尔人从科伦坡穿越全岛前往北方参加葬礼的经历。

    往届布克奖评选的最大争议主要是获奖者是否实至名归、评委是否公正等，然而本届加尔古特获奖却受到广泛好评，几乎没有争议。就外界因素而言，不可忽视的是加尔古特的作品所探讨的种族主义话题恰好是当下西方社会的热点问题。《承诺》通过讲述一个普通的荷兰移民后代家庭——斯瓦特家与其黑人仆人家的纠葛折射出南非从种族隔离社会过渡到多种族民主社会的艰难历程，表达了对难以消除的种族主义的抗议。2020年之后，声势浩大的“黑人生命珍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此起彼伏，席卷几乎整个欧美国家，人们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及同性恋、跨性别等少数群体（LGBT）的关注度大为提升，各种围绕种族、肤色、性别等话题的图书成为欧美图书市场上最热门的类型。《承诺》应运而生并获奖，甚至还在博彩公司的预料之中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当然，加尔古特的获奖与其作品的文学品质有着直接的关系，评委会主席在颁奖辞中指出，该作品之所以从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不寻常的叙事风格，平衡了福克纳式的奔放和纳博科夫式的精确，突破了界限，证明了小说在21世纪的蓬勃发展”。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加尔古特的《承诺》延续了南非“无法解脱的根植于种族隔离时代”的抗议文学的传统。此类文学以种族冲突为话题，对南非种族主义制度或种族主义遗产进行反思，戈迪默1974年的获奖作品《自然保护主义者》（The Conserva⁃tionist），库切1983年的获奖作品《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和1999年的获奖作品《耻》（Disgrace），均属于这一传统，这也是西方文化权威与西方文学市场较为赏识的当代南非文学类型。

    当然，英国各界对2021年的布克奖评选也有争议，争议主要在于评选是否应包含美国作家，在初选名单上备受瞩目的石黑一雄等四位英国作家无缘决选，而美国作家却成了决选名单中的多数，这在英国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是否主导该奖的辩论。决选名单发布后，《卫报》等英国各大媒体不约而同以醒目的新闻标题指出，“纳迪法·穆罕默德是唯一进入布克奖候选名单的英国作家”。自2014年新的布克奖规则实施以来，美国作家已两度夺冠，并多次在初选和决选中占据优势，英国文化界对美国作家的参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18年，一群英国作家和出版商发出了公开信，试图说服布克奖管理委员会恢复旧的规则，把参评范围限制在英联邦国家，取消美国作家的参评资格，但却没有成功。伍德领导的布克奖管理委员会公开表明，其对布克奖作为全球奖的定位不会改变，而这正是为了扩大该奖在全球的影响力，保持英国作为英语文学价值评判中心的地位。

    加尔古特赢得布克奖固然为非洲作家的文学奖丰收年又增添了华彩，他三次入围布克奖，此次还前往伦敦参加布克奖颁奖晚会。但他的布克文学奖之旅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非洲作家难以避免的困境，即他们对西方文学资源的高度依赖。对非洲作家文学成就的最权威认可来自西方而不是非洲本土；对非洲作家而言，文学作品在他乡获得的象征性价值高于本土，想要赢得名声，其作品必须要从边缘流通到基于西方大都市的所谓文学世界中心，以得到西方权威的认可。南非约翰内斯堡一所大学的非洲文学副教授丹·奥伊旺（Dan Ojwang）指出，在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由西方主导的重要文学奖的评委会中，“许多人不是非洲人，却决定着非洲文学的面貌”。在加尔古特之前，当代南非最有成就的三位作家——戈迪默、库切和安德尔·布林克（An⁃dre Brink）被誉为“南非三圣”，他们在各自的创作生涯初期，都是通过布克奖取得了国际声誉。在获奖之前，戈迪默和库切的名字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很陌生。布林克则在1976、1978年两度入围布克奖之后成为知名作家。加尔古特17岁就开始创作，虽然他笔耕不辍，但出版的几部作品都没有什么反响，按照他自己的回顾，“职业生涯几乎走到了尽头”。直到2003年初次入围布克奖之后，他才在国内外声名鹊起，他同三位前辈作家一样都是因为布克奖而成名。

    此外，不仅在文学认可方面，在出版方面，非洲作家对西方出版资源也有高度的依赖性。无一例外，加尔古特和其前辈作家们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英国出版的。20世纪90年代，南非作家、评论家，开普敦大学的洛伊·鲁宾斯（Roy Robins）教授指出，非洲文学危机的根子是文盲问题，他分析了戈迪默、库切和布林克在海外发展其文学事业的原因：“南非文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阅读文化，也没有写作和小说文化……许多南非人甚至写不了自己的名字”。非洲国家的文学资源非常有限，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出版的出版社，也缺少文学杂志，虽然现在的网络平台扩大了非洲文学的发表阵地，但总体上非洲作家发表作品的渠道非常有限。并且非洲本地媒体几乎对文学不感兴趣，再加上文学只是教育机构中的一点点缀，因而没有培养出大量的读者群，未能形成足以支持文学作品流通的成熟的文学市场。库切在其获奖小说《耻》中，描写了南非后隔离时代文学的惨淡景象：主人公卢里（Lurie）在开普敦一所大学英文系教授文学课程，由于学生们对文学不感兴趣，系领导让他改教具有实用性的技术写作课程。

    从加尔古特等非洲作家的文学奖之旅还可以看出，西方对出版资源的垄断制约着非洲作家的创作，只有满足西方读者口味的特定题材的非洲文学作品才能得到权威认可。尼日利亚作家阿达比·特里西娅· 恩瓦巴尼诺夫（Adaobi Tricia Nwaubaninov）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她指出：“我们这一代中最伟大的一些非洲作家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他们不会跨越大西洋以吸引代理商或出版商的关注，或者因为他们尚未掌握解密西方口味的艺术。”以她为代表的非洲作家们显然已经认识到，不能依靠西方来发掘非洲的民族文学经典，布克奖等西方主导的文学奖并非以帮助非洲民族文学的发展为目标，不能指望其成为振兴非洲文学的重要手段。其实不仅是非洲，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自身的文学资源，让文学奖代表的象征性权力实现本土化才是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