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抗战时期副刊《文群》作家群及其作品

    《文群》是抗战时期《国民公报》的副刊，1939年1月17日创刊于重庆，靳以主编。1938年秋，靳以应聘到重庆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初到北碚后一度暂住二弟章功叙家。《国民公报》编辑姜公伟与章功叙关系密切，两人同在怒吼剧社工作，姜便约请靳以编辑副刊《文群》。稿件由靳以自主，但没有编辑费，只有稿费。《文群》版面不大，然在靳以的精心编辑下，却颇具特色，以散文、小说、诗歌为主，辅以译作，也有关于文学理论的探讨，在当时的抗战文艺中独树一帜。

    一

    《文群》的作者群阵容强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为靳以《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时期的同人，包括巴金、丰子恺、老舍、师陀、李广田、刘白羽、萧红、魏猛克、聂绀弩、何其芳、陈荒煤、蹇先艾、陈敬容、方敬、丽尼等。

    在这些同人中，师陀是少数坚守在沦陷区的作家之一。早在北平时期靳以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时，师陀就是他的作者。师陀在《怀念靳以》一文中曾写道“文艺界的朋友，虽然我和靳以相识不能说太早，大概可以说得上最早中的一个了。回想起来约在1934年，他在北平编《文学季刊》，社址设在三座门大街十号也许是十二号，就在北海公园附近。”师陀在《文学季刊》上发表过小说《侦探》《金子》和随笔《劳生之舟》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寇占领，靳以来到重庆，师陀则蛰居孤岛，仍坚持写稿、写剧本，也不时为靳以的《文群》寄稿。

    师陀以笔名“芦焚”在《文群》上先后发表了散文《生命的灯》《左与右》《遇旧》《最后的旗》以及短篇小说《再见》，上述作品是师陀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下写成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上海战乱时期的世态民情，它们能第一次揭载在《文群》上，与国统区的读者见面着实不易，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及刊物本身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师陀后来对这些作品所作的修改：大幅修改《再见》，改题为《恶梦》，刊于1940年4月27日《大公报（香港）》（第八版）；《左与右》《遇旧》分别改题为《骑士》和《祝福》，收入散文集《上海手札》（1941年5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即使以同题收入《上海手札》的《最后的旗》在文字上也多有改动之处。比照之下，作品在改稿前后在文本上存在着较多差异，题目的改动也是耐人寻味。而《文群》上师陀的这组作品则成了认识作者修改过程的较为珍贵的“初稿”。

    当然，《文群》更多推出的是身处重庆、桂林、福建等大后方作家们的作品，且多以抗战为题材，如碧野的《关沟，全胜！》（报告文学）《黄河的奔流》、陈荒煤的《童话——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工作团报告之一》、刘白羽的《一只虎头钳子》、孙陵的《初夏的山谷》《最后一夜》、蹇先艾的《牧牛人》、丰子恺的《兵上当》、老舍的《在成都》、艾芜的《桂林杂写》《受难者编后题记》等，使整个《文群》传达出抗日救亡的时代气息。其中写稿较多的有靳以的老朋友巴金，1938年10月他在广州沦陷前一日到广西，却始终与在重庆的靳以保持着书信往来。1940年冬，巴金还到重庆去看望靳以，足见两人交往之密切。巴金在《文群》上发表不少文字，其中包括1940年7月在昆明小住时写的《狗》《先死者——昆明随笔之一》，以及次年7月再赴昆明时所作“呓语”系列之《云》《雷》《风》《雨》《撇弃》《祝福》等，后收入散文集《龙·虎·狗》（1942年1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

    靳以本人在编辑之余也时常为自己的刊物《文群》写稿，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杂文，“创造新的笔名，极力掩饰自己的风格和笔调，看大事，写小文章。”（靳以《再记〈人世百图〉》）这些“小文章”多以动物为题材，用拟人化的方式揭露世相。1939年2月4日《文群》第九期，我们可以看到编者特意刊登的一则启事“自第十期起，改刊萧红所作之短篇《黄河》。此外还起始登载苏麟先生的来稿《人世百图》中的‘楔子’和‘瘤’二则，苏麟先生名字虽极陌生，文章却另有风味，望读者诸君注意。”此后靳以便用“苏麟”这个笔名先后在《文群》上发表近三十篇杂文，后均收入1943年11月由福建南平国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一书中。除“苏麟”外，靳以还曾以“吕坚”这个笔名发表《父亲和猪》（见1941年3月29日《文群》第279期），此文后亦被收入《人世百图》。然“吕坚”这个笔名在《文群》上使用一次后，未见再用，连靳以本人后来也未曾提及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群》上所出现的一些女作家的身影，如萧红、罗淑、许粤华等。早在《文季月刊》《文丛》时期，她们的名字已逐渐进入读者的视野。1936年，萧红在《文季月刊》上发表过散文《随笔两篇》（署名：悄吟）、《欧罗巴旅馆》（署名：悄吟）以及短篇小说《牛车上》，后又于1937年在《文丛》上发表组诗《沙粒》（署名：悄吟），将与萧军间的情感危机公之于众。1938年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后曾住在重庆复旦大学宿舍秉庄，与靳以为邻。1939年9月，由胡风、陈子展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联谊会”在黄桷树镇王家花园成立，时靳以、端木蕻良、萧红均为该协会理事。1939年10月19日、21日《文群》推出了“鲁迅逝世三周纪念特刊”，由聂弩绀的诗歌《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萧红的散文《忆鲁迅先生》、魏猛克的评论《关于鲁迅》组成。如此编排，显然是编者精心为之，也可见靳以对萧红这篇看似“琐碎”的回忆文章的充分赏识。除《忆鲁迅先生》外，萧红在《文群》上还发表有短篇小说《黄河》和《旷野的呼喊》等。

    罗淑，原名罗世弥，是马宗融的夫人。1936年在《文季月刊》上发表处女作《生人妻》，引起文坛的注意。1938年春，罗淑在成都逝世，年仅35岁。她的早逝引起了家人和朋友们的极大悲痛，作为好友的靳以在《忆罗淑》中回忆到“对于宗融，她是一个贤良的妻子；对于小弥，她是一个好母亲；对于我们，她是一个姊妹样的友人；而对于许多读者，她是一个被崇敬的新作家。”为了让死者的名字活在读者的心中，靳以在自己主编的《文群》的创刊号上刊发罗淑的遗作《阿牛》（1939年1月17日起连载九期），随后又将《地上的一角》收入与巴金合编的《文丛》刊物（1939年第二卷第五期），这两篇遗作后来由巴金编辑成短篇小说集《地上的一角》（1939年9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

    相比萧红、罗淑，许粤华的作品一向鲜少为人关注。她是黄源的前妻，后两人分手，1942年2月成为黎烈文之妻。1938年5月她在《文丛》上发表散文《仇恨》，讲述离乱之中无奈送掉自己新生女儿的亲身经历。1939年许粤华又以笔名“雨田”在《文群》上发表了散文《卫生车上——难中所记之一》和《画眉》。前一篇正如题名所示，是南京沦陷后逃难途中所见所闻，作者独自带着孩子挤在运送伤兵的卫生车上一路南下，以女性的独特视角体悟战乱中的人情；后一篇写空袭中抛下一对濒死的画眉的自责，充满了人道主义气息。

    二

    《文群》作家群的另一部分就是当时年轻的文学新人，如巴金所说“他很高兴让更多的年青人的文章在他编的附刊上出现，让年青人的声音通过他更响亮地叫起来”，靳以热诚地提携和鼓励青年作者，他们中既有来自靳以所任教的重庆复旦大学的，也有成都、昆明等大后方的其他高校。

    复旦学生无疑是《文群》上最为活跃的一群，他们与编者之间的默契，与复旦校园积极组织的文艺社团活动密不可分。1938年秋，靳以到复旦任教后，担任复旦进步文艺社团“课余读书会”和“抗战文艺习作会”的指导教授。他在《自述》中写到“我非常高兴与他们接近，实在是他们在教育我，给我勇气，让我初步认识自己该走的道路。我只觉得我和这些穷苦的受压迫的同学共命运，他们挨打受苦，我如同身受，这样，使我和同学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见靳以未刊手稿《自述》）靳以同情这些进步学生，不仅在生活上对个别学生加以帮助，而且与他们融合在一起，常在竹林中漫谈文学，鼓励他们为《文群》写稿。即使在“皖南事变”后靳以本人离开复旦，远赴福建南平，还始终热情扶持复旦学生创办的《诗垦地》，将自己主编的《文群》每月让出版面给《诗垦地》，从1942年2月2日起，至1943年5月29日共出二十五期。《诗垦地》的所有成员都是先后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除了主编姚奔（原名姚相之，复旦新闻系1939级）、邹荻帆（原名邹文学，复旦外文系1940级），还有绿原（原名周树藩，复旦外文系1943级）、冀汸（原名陈性忠，复旦统计学系1942级）、曾卓（原名曾庆冠，复旦外文系1939级）等。

    他们大多与靳以有着师生之谊，在课堂内外得到靳以的指点，从《文群》副刊走上文坛。邹荻帆的入学登记表上所填“担保人”是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靳以，而姚奔在复旦就读期间就曾选修靳以的“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课程。靳以经常推荐他们的诗作发表在《文群》上，如邹荻帆的《春天的歌》《平原之恋》《受难的城池》《我打从春天的城池出来》等，姚奔的《我不放弃，谁能夺取》《给爱花者》《大风呼呼地吹》等，且大多是直抒胸臆的诗歌。绿原在练笔阶段的习作《在我们底工厂里》刊载在《文群》第280期上，“由于多次碰壁的投稿经验，这次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不料半个月后，《文群》上竟出现了我的那篇习作，连同我使用的‘绿原’笔名。更让我兴奋的是，第二天还收到靳以先生亲笔写来的信。”（绿原《〈诗垦地〉的朋友》《文群》同样也是冀汸文学创作的起点，他以“陈启汸”为笔名发表了自己生平的第一首诗《红榴》，载《文群》第2期），此后又寄去了一首《在山间，我们升起了国旗》，虽被退稿，但和编者靳以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每隔一段时间还可收到靳以寄来的若干期《文群》单页，受到极大的鼓舞。“1939年1月，因为送一个同班的同学去延安，我情不自禁地写出一首小诗《别》，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我投寄到重庆《国民公报》的文艺副刊《文群》，编者是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章靳以先生，没有想到很快就刊登了出来，这真是使我狂喜，我又寄了几首诗去，也都陆续发表。”（曾卓《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曾卓在《别》中写到“也许我将跟上你的足迹，看一身军服把你装扮得英勇，在抗战的巨浪中长大，为民族也为自己，准备头颅在战场上开花。”此诗富于真情，且情感中又渗透着一种大时代的精神，可见靳以善于挖掘青年文艺创作者的独到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文群》同时也吸引了许多重庆之外的文学青年，如成都的杜谷，昆明的穆旦、汪曾祺等，《文群》也是他们走上文坛的起点。如杜谷的成名作《泥土的梦》最早刊载于《文群》（1941年4月24日第289期），这是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歌，一系列的意象如行云流水，写得热烈而深沉。诗一经发表受到读者的好评，胡风把它转载在自己主编的《七月》上（1941年），次年又建议作者把所写的诗编成一集，定名为《泥土的梦》，收入《七月诗丛》第一集。而关于穆旦、汪曾祺在《文群》发表作品的情形却是鲜为人知。1940年8月穆旦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留系任助教，业余进行诗歌创作，当时的他尚未知名，但靳以却慧眼识珠地在《文群》第278、320、354期分别刊载了穆旦的《夜晚的告别》《鼠穴》《小镇一日》。《夜晚的告别》《鼠穴》创作于1941年3月，《小镇一日》则作于同年7月，这三首诗都既有西欧现代主义的影响，又结合了中国的现实，是穆旦早期很有特色的重要诗作，后均收入1945年昆明文聚社出版的第一部诗歌集《探险队》。再如汪曾祺，1941年12月9日的《文群》第372期上发表了他的《私生活》，这也是目前所知的汪曾祺最早的散文作品。

    《文群》前后存世四年半，从1939年1月一直到1943年5月，总共五百十六期，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定期按时出版，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抗战时期的文学资料，尤其是所刊载的名家名作的最初版本，以及当时尚未成名的青年文人的处女作，其史料价值均弥足珍贵。靳以在“五百献词”里写到：“现在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刊物，原是在苦难中生长，活过了几年艰辛的时日，仍在这苦难的时代中，完成了他的五百期，只是在这一点上，编者也该微笑着喘一口长气，稍稍露了一点满意，等着无数的读者和作者的欢欣。”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群》似乎被湮没了，一直未引起相关研究者应有的注意，回想靳以当年的苦心支撑，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