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概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一千八九百年前,像曹操那样的政治家、军事家,就有人生苦短的慷慨;时光流淌至今,这种忧思依然有增无减。
人生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留下足迹,却不能卷土再来。
世界上有许多事不可预料,但是,最不可预料的是人生。
人生的苦难太多,这便是所谓人生苦短!
2018年4月10日,耿昇先生在北京逝世,至今已快四年了。当初听到这个炸雷轰顶般的噩耗,真是令人痛苦欲绝! 我无法寻找“杜康”来慰藉自己的痛苦,只有仰望天空,希望远方的云霞能给他幻化出愉快的神采。
在他仙逝前几天,只是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我们北京语言大学与我聚聚,并送我几本新出的著作;还说他每年都有数本再版译著或新作问世,一俟备齐,他会将七十来部作品一起送我。
那时,我因正忙于《汉学研究》春夏卷的出版,便回复他说:“耿兄,再晚些时候吧,比如五月假期,那时《汉学研究》就出版了,您可与万明一起来我家做客,我也正有些问题要请教,然后我请你们到‘醉爱’或是‘郭林家常菜’一起吃饭。”
他说:“好吧,那我就先忙我的一篇稿子!”
就这样,一个令我悔恨终生的事成了事实。
说起来,耿昇算是我的小学弟。我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作为国家出国汉语师资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法语。他在北外读本科,我是零起点的进修生。那时,他们1963届和1964届的小同学以及在那里在“高级翻译班”研修的李肇星,我们都住在一个楼,我脑海里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的青春面孔。后来,我曾听说耿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但没有见过面。
1993年,我创办《中国文化研究》;大概他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目录广告,上面有多个关于汉学研究的栏目。这个杂志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知道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翻译法语汉学著作和文献,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时,他早就是“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会长了,几乎年年张罗学术研讨会。1995年,我又创刊《汉学研究》,自此,耿昇变成了我这两个杂志的铁杆作者,几乎每期都有他的长文;后来,于2016年从“春夏卷”(总第20集)开始,不仅在《汉学研究》上给他开了个“耿昇专栏”,还逼他为我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法国汉学史论》。
在他作为法人代表和会长主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十来年中,我数次参加他张罗的学术研讨会议,也曾数次单独与他会面,接受他的赠书;我也曾爬楼梯,到他蜗居的石景山区永乐东小区,一睹其书房的南墙高高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那些书除了他出版的译著,更多的是关于汉学、藏学、西夏学、蒙学、满学的法文汉学著作。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和写作。翌年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和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系主任魏丕信联袂主持“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举行。那次会后,我还与耿昇还相约,说要去逛巴黎北郊圣-德尼的华幽梦修道院,因为那里曾住过帮助李治华教授完成《红楼梦》法译的汉学家铎尔孟(1881-1965)先生。虽然我们没有如愿成行,却惬意地沿着塞纳河散步,既饱览了巴黎的美丽风景,又历数汉学家撒落在中华大地的文化足迹。
耿昇是一位杰出的大翻译家!他出版译著《丝绸之路》《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中国社会史》《黄金草原》《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七十来部,论文三百来篇。他写作不用电脑,近三千万字的书稿完全是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然后再请人录成电子文本。他那部一百三十万字的《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好几公斤重,是他综合法国荣振华著《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方立中著《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和法国热拉尔·穆赛和布里吉特》阿帕乌主编的《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几部著作译成的,这部我经常翻阅的大书,看着它就能吓死人! 可是,他却像早起晚归的农民耪地一样,一锄一锄地耕耘出一个学者的丰收! 他翻译的不是小说,不是日常生活、人物对话,而是汉学家笔下的历史、社会、民俗、学术文化,攻克的是汉学家笔下那些最难译的专业术语。在这个领域,他的专学在中国属于一位开拓者!他担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十来年,呕心沥血组织了三十余次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是一位尽心尽力的学者楷模、劳动模范!
耿昇的译著和研究涉及中法关系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西夏学、吐鲁番学、蒙学、满学、考古学、文献学、科技史、耶稣会士传教史、中国与阿拉伯—波斯关系史、汉学家列传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由于他的特殊贡献,1995年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文学艺术勋章,2016年荣获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在这个领域,如有所谓实至名归,耿昇先生是第一个!
退休后耿昇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依然非常忙碌。自前几年起,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学术会议可以少点儿参加,不要到处跑了,你比我年轻,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每次,他总是嘿嘿地笑笑。
耿昇走了,在他学术研究旺盛之时离开了我们。尽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他走得太突然,令他的亲人和朋友悲痛欲绝,无法接受!
他走了,我们的汉学研究阵地少了一位令人高山仰止冲杀在前的大将军!
在那个寂寞的世界里,我们的好友耿昇,是否依然跋山涉水在汉学的天地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