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书写家史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小说、诗歌等传统的所谓纯文学创作日益远离公众视野，纪实性的非虚构写作则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个标高，亦为中国公众所热捧。而在非虚构写作中，以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为写作对象的“史性”写作又独占鳌头。

    这样的文字，之所以在今天倍受欢迎且成为时代性标高，是有其根本性原因的，所以，以写“家”为中心的《红楼梦》成为中国最后的集大成者。所以，从鲁迅到巴金、路翎到赵树理等等，“家”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最为重要的写作主题之一。譬如赵树理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写一部以“户”名之的长篇小说。

    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家”又有多少了解呢？ 就以我自己来说吧。我对自己父亲放弃外资高薪而投身当时供给制的新中国一无所知，因之，我也就不能解释其后家庭的变故。我女儿对我在乡间插队极为陌生，因之，她也就不能理解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更何况“家”还浓缩着家国历史与现实的诸多丰富呢？ 我们对天天身处其中的“家”，其实是无知的，是失忆的。

    因之，我赞同将家史写作进入非虚构写作，我赞同在写家史时，悬搁一切价值判断，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

    崔巍以小说名世，其与人合著的长篇小说《爱与恨》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最早出版且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其后创作的电视剧亦颇受欢迎，《沟里人》曾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近期，他完成了家史《我与我的亲人们》的写作，张石山在序中以《衰年变法》名之，我以为是极为贴切的。

    在崔巍所写的家史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几点：一是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族关系宗族观念的“张力”，使乡村命运呈现着多种变数。崔巍父亲两次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正说明着这种变数的复杂。第二，乡村乡风远非“淳朴”之类的话语可以概括，只要看看崔巍笔下其孤儿寡母在村里的倍受讥讽、所经历的世态炎凉，当会看到乡村乡风的另外一面。第三，乡民逃离乡村的迫切、艰难、辛酸，中国社会城乡二元格局下人生的差异等等，在崔巍二姐三姐的命运中，有着真切的体现。而于我感触最深的，则是崔巍母亲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那种严守底线的抗争精神。虽然她只是一位不识字的乡村妇女，但在她的身上，我能感悟到，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在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打击下，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伟力之所在。或许是因为我有着八年的插队经历，我对崔巍所写，有着一种再度深入认知的亲近感。

    崔巍家史的后半部分，让我读之最为感动也认为其写得最有价值的，是写其一家在新时期家境有所改善时，其姐弟、兄妹、姐妹之间的浓浓的亲情，是崔巍婚变之后，新组之“三合一”家庭的真挚、和谐的家庭情感家庭氛围。就前者而言，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商业经济导致的以利益关系来结构的人际关系，渐渐取代了以血缘关系来结构的人际关系；还有，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直系兄弟姐妹关系的丧失，都造成了今日中国家庭亲情关系的稀释、淡薄及与传统文化传统生活的某种断裂。这是崔巍所写家庭亲情之可贵。就后者而言，家庭的小型化甚至个体化，是现代社会对传统家庭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因之，家庭的重组，家庭形态的多元，是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涉及到各阶层国人日常生活的时代性“症候”，崔巍所写之重组家庭给读者带来的感动，也就超越了一般性的情感描写伦理判断而有了其新时代的深刻所在。

    我对山西文坛知之不多，但山西文坛的“衰年变法”现象及其群体的形成，我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崔巍的同行同辈，如周宗奇、张石山、毕星星、陈为人等等，在这方面，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崔巍如今以家史独标一帜步入并壮大了这一行列，他们不断“变法”的丰富性及这一丰富性的时代性特征，却是任何一代人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