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与“闲读”，“无用”而“有趣”

    靠近年底，盘点日子，疫情还在纠缠，我要说的是比较奢侈的两件事：读了几本闲书，出了一趟远门。

    读书所以“奢侈”，实是因为与工作相关的阅读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至少，一个办学术月刊的人这样讲，大概可以被理解吧！ 若还能有闲而悠闲、由着性子阅读，那就是意外的舒坦。我的“闲书”定义很宽泛也很明确，可概括为“无用”而有趣。选择颇为驳杂：话题吸引我、作者吸引我、他人推荐吸引我，乃至封面吸引我，都可以找来看。但坦率讲，细读的不多；随手翻翻就丢下的，还在多数。

    我一直极为关心作家的“在地”写作，那些对其生长地域朝野变迁、风土人情的描画，总有着独特的味道。这样的写作，在文学史中可以梳理出一个丰富的谱系。若从文体上讲，有些不属于小说，却是文学中最精致的文字。比如肖复兴的《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写树写花写门联，大到胡同、饭庄，小到点心、汽水，无不细致周到、亲切可感。我念书的时候，高我一届的肖师兄教写作，印象中他是知青一代，夹带北大荒的寒风，没觉出老北京的味道。后来才留意，他围绕北京的写作丰富而精彩，既基于日常经验，也来自用心的寻访，即便去美国，也抱着查询旧书、梳理京城旧事的目的。用他的话说，念兹在兹的就是“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而邱华栋的《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则有着更大的雄心：作者说，在他心目中，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时空中的人与万物”。书后附有参考书目百多本，由此也可见其用功之深，全书视野宏阔而不乏独到的细节展开。作家其实并非这座城的“原乡人”，但生活日久，“且认他乡作故乡”了。还有叶兆言的《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是对金陵春秋的生动铺陈，由东吴、六朝而唐宋，收尾在1949年改天换地的一刻。一次会议上，作家余华说叶兆言是好人，“好到‘昏庸’的地步”，既是说他待人宽厚，也指他作为南京“地主”的周到热情。看他的南京故事，实在要说，南京城有这位好人“地主”，何尝不也是地方的福气？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的小说《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同样是精彩的“在地”写作。作者笔下的“地方”（马来西亚怡保）我们或许陌生，但发生在那里的悲欢故事却让相距遥远的读者感同身受。作家巧妙地设置了小说的中心人物——盲女银霞，一位出租车公司的接线员，她的声音连接着市井中的每条街道和街道上各色人物，叙述里有着悲悯与同情。马华文学有史以来的长篇小说寥寥可数，就其写作的成熟与深度而言，《流俗地》有着重要的标志意义。

    同样基于地方经验，文学理论家於可训的“跨界”写作《乡野传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令人拍案叫绝。重要的不仅是故事的传奇色彩，更在于语言的高度锤炼。用评论家李遇春的话说，作品“径直返回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小说’传统”，“回到中国小说的‘传奇’种子”；作者所谓“衰年变法”，正是要“回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去寻找种种有价值的资源”。故事的发生地是作者的故乡（湖北东南部的黄梅），小说以纯熟的传奇笔法叙写乡土中的传奇人物，没有新文学以来欧化的“写景”与“抒情”，完全白描却句句动人。书中多以人物“列传”为题，篇幅短小也铺排精心，语言全在动态中表现人物，无不显示出作者对唐人传奇以降中国小说要义的深刻理解与接续。故事并没有明显的年代背景，乃至该书的“内容简介”错误地将其定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事实上，书中的小人物，既在时代大波大澜中经历坎坷、福祸相依，也在各自的琐屑遭际中苦乐参半，幽默憨笑、涕泪横流。我一直说，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最出色的母语语感，对母语的书面语有所贡献。於可训正是这样的作家。

    说到出行，无疑是两年来地球人最无奈的事情。宅居的日子，我倒先是读了一本关于远行的书——《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作者曾是国内多家知名美术馆的馆长，美术史学者、评论家和策展人。书中的文字、图片记述了当年的“小镇文青”如何“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挑战自己、叛逆生活、憧憬爱情，追寻‘梦中的橄榄树’”。当作者在疫情中无所事事时翻出“塞在抽屉角落36年”的日记本，那“骑行70多天，行程3300多公里，海拔落差2000多米”的地理寻访与文化巡游再度浮现。从私人性角度讲，这是一段作者的青春记忆，关于个体的艺术养成与初心确立；从公共性角度看，通过作者每日的文字、写生、摄影、水墨创作等，为读者保留下了一时一地的社情民风，手绘地图串联起清晰的旅痕，不经意间，作者也进行了一次多元文体并构的尝试。但必须说，第一时间触动我的，还是那般说走就走的自由，在今天竟显得极为“奢侈”。

    尽管如此，就在今年临近国庆，我偶然获得一次机会，和多位学者考察了甘肃、青海多地，穿行在多民族融合聚居的地带。同行者中有考古学家许宏，而我刚巧在阅读他的《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以我的理解，“发现”是考古的“本事”，而“推理”则是试图还原原境、导出“本身所事”的价值。作者是若干重大考古事件的亲历者，以尽可能浅易的文字，带领读者返回发掘现场，娓娓道来，渐次展开的是早期中国被埋入地下的各种悬念。我的同事告诉我，许教授是“网红”，看过他的演讲视频，轻易被他吸引。如他这般训练有素、思路清晰、表达准确、叙述生动，竟会使人触摸到一门“冷学科”的热度。因专业而能普及，实在是有心读者的幸运。

    我那次难得的远行，去的是兰州、西宁一线，大致在北纬36度上下。行前见到学者陈福民的新著《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围绕一条纬线上下，展开长时段历史大戏，内容厚重，书也有了重量，可我还是把它放进已经不轻的行囊中。大致一星期的时间我在路上乘车穿行，晚上便于阅读中想象着福民从我此时此地再向北、向东的旅行。我以为，所谓“非虚构写作”，大抵是以文学的笔法，从个人视角去解释、再现某种事实。福民所面对的“事实”坠入历史尘埃，而他的办法其实很老实，无非是资料阅读加上实地行走。我判断，他的创作初衷，起源于阅读史著时的惊心动魄与实地走访中的情思撩动，再通过钩沉与想象穿透材料，缝补旧有记述的裂隙，把读者带入现场，成就一次尽可能完整的回溯。福民有一种洒脱与豪气，文字带有铿锵的声响，毫不缠绕，收放自如，遂成就一部和北地中国气质契合的著作，这应该是2021年非虚构写作中的佳作。

    假如，空闲的时间再多些，阅读便不再奢侈；疫情可以彻底远离，行走便会自由。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