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孩子的中国历史

    “国史”与“儿童”发生交集，应属一种近现代以来的产物。辛亥以前，私塾学堂自然有蒙学读物，《易经·蒙卦·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后人就把儿童早期教育称为蒙养教育。但那是引领儿童识字进而了解经书典籍、为日后通习圣贤经义做准备的教育步骤，却谈不上树立一种史观或文明观念，更谈不上塑造现代国民的精神气质、开阔国民的眼界。近代以来，西洋科学知识、政教制度挟炮舰东来，儒家圣人教诲和行为准则越来越失效，尚无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天朝上国”猛然跌入列国纷争的局面，甚至眼看有文化沦丧、种族不保的危险。置身此大背景下，为年轻一代国民讲述国史也就具有了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建设巩固现代国家的重要功能。

    《儿童中国史》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35年由民国教育部委托张荫麟和袁震执笔撰写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张荫麟是著名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与钱锺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毕业后赴美留学于斯坦福大学，归国后在清华、北大两校讲授历史、哲学，抗战爆发后任浙大、西南联大教授，1942年去世。袁震则是著名的才女，18岁考入武汉大学，后入清华史学系，与著名史学家吴晗相恋结婚，1969年去世。两位作者史学造诣深厚，又处于中国现代国家将成型而未成型之际，面临着内忧外患，因此书中也时时反映出他们对时局的思考，进而影响着他们为孩子讲述国史的方法和内容取舍。

    此书体现了作者对国史教育和写作的独特理解。张荫麟受民国教育部委托主编小学、初中、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在撰写体例上便新创了一套循序渐进的写法：小学国史以人物为经络，选取国史上的大人物，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烘托各历史时期的大事；初中国史则以事件为经络，分民族篇和社会篇；高中国史则以时代为次序综述人物、地理、事件，形成融会贯通。作者将这归结为“钻观”“纵观”“横观”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这显然是遵照学童因年龄差异而学力不同的规律，使教育从形象直观到抽象综合的步骤渐次前进。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历史写作包含着更深远的用意——培育具有现代眼光、现代胸襟、现代精神的开明国民。而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首先考虑的就是救亡图存，因此在题材上本书格外注重选择代表华夏灿烂文明成就、声名远播并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大人物（例如大禹、孔子、张骞、玄奘）和历史上抵御外侮、为国效力、不辱使命的名将贤臣（例如马援、谢安、范仲淹、文天祥、宗泽）。

    这些篇章多写于1931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数月，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时局的危迫、紧张的气氛。书中借历史上的故事喻指现实、抒发忧虑、言明心志的段落比比皆是，在当时自然是为了鼓舞士气、提醒世人注意时局，但即便是今天的孩子，读到其中的文字，依然能生发出树立远大志向的渴望、造就对这片热土与中华文化的赤诚热爱。

    1937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抗战建国”的时代。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成型，正是在抗战之中。这一说法有些道理，如果没有“亡国灭种”这样的危机，很难说中国人会打破一直习焉不察的“一盘散沙”状态，形成一种同仇敌忾、捍卫领土和文化的决心。

    这册《儿童中国史》讲述华夏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的同时，也讲述了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以及勇敢刚毅之类美好品格，还勾勒了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比如，墨子的故事传达了“战争不正义”“应该心系天下苍生性命”的“非战”思想；范仲淹的故事表现了范仲淹节俭自律、胸怀大志、刚毅果断的品质；王安石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保持着与范仲淹改革的连续性，而他们最后的失败不能不促使读者思考其中发人深省的原因……张荫麟希望通过人物、史事，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看来就是“宏毅中和”。

    假如本书能激起一些小读者探究历史的兴趣，并受到书中人物精神品格的感染，那么，历史大家写作这本小书，就堪称厥功甚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