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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从“军阀”到“阀”语族:一段词汇史折射的大历史

    曹辉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2月22日   13 版)

        “军阀”一词在古代汉语中能够找到原形,但是古义与今义迥然有别,“军阀”从古代表示“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到今日表示“非法干政的军人或军事集团”,这其间的巨大分裂,体现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剧烈动荡。

        近代“军阀”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并成为社会热词后,“阀”字之含义也随之改变,披上了贬义色彩,近代中国人大量创造和使用“阀”语族词汇抨击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良现象。“阀”语族的出现和大量使用,与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其出现后在使用频率上的高涨与低落,与近代中国社会从无序到重建秩序之过程相伴随。

        “军阀”话语的出现与流行

        “阀”在古代汉语中有“功绩”及“自序功状”的意思,代表功绩和资历,常常组成“阀阅”“门阀”等词,表示世家门第。据来新夏考证,“军阀”一词最早的使用见于《新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这里的“军阀”仅仅表达军人世家这样一种身份,并无近代“军阀”概念所带有的贬义。但近代以来,随着军人集团把持政权、干预政治的现象愈加突出,“军阀”概念开始流行,“阀”字所带有的隐含之意逐渐突出,超过了原意,“军阀”也由一个中性词转变为贬义词。

        1912年前后,日本军方利用军制特权搞垮西园寺内阁,军人与政党冲突加剧,政党方面提出了“军阀”概念以批判军部的专横。很快,近代“军阀”概念就传入了中国。但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最初在中国还只是小范围使用,并未成为社会热词。此时,“大总统”袁世凯尚能统驭北洋各实力派,中央政府权威尚存,军人虽然跋扈,但还无法左右中央政权,“军阀”一词尚缺乏与之对应的社会氛围,使用频率自然不高。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不久即病死,北洋各实力派失去中心人物,各派开始割据称雄,中央政权权威大大削弱。1917年,府院关系因对德问题持续恶化,段祺瑞拉拢以张勋为首的各省督军,向黎元洪施压。5月24日,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激起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议员群起抵制,皖、奉等八省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一筹莫展,遂电请张勋进京调停。张勋进京后,即闹出解散国会、复辟帝制的闹剧。军人势力的膨胀,军人干政的常态化以及社会混乱的局面为“军阀”一词的扩大使用提供了契机。1917年后,“军阀”一词迅速流行起来。

        孙中山即于1919年后密集地使用“军阀”一词。1919年广东军政府单方面任命孙中山为广东军政府方面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之一,孙中山以南方政府未受国际承认为由辞谢,在当年4月3日给广州外交后援会的函电中末尾称:“方今公理日伸,即一二军阀国家,亦不敢冒世界之大不韪以侮我也”,此应为孙中山最早使用“军阀”一词。当年9月1日孙中山在给于右任的函电中提到当年8月辞去广州军政府总裁一事:“文前以南中军阀暴迹既彰,为维持个人人格计,为保存国家正气计,故决然与若辈脱离。”又使用了“军阀”一词形容桂系军人。在1920年的函札、文电中,孙中山更是大量使用“军阀”一词。而在此之前,孙中山还是以“军人”“武人”“叛督”来称呼干政的跋扈军人。

        蔡元培在1920年所作的《洪水与猛兽》一文中,更是以“猛兽”来类比军阀。人们对于干政军人的反感不仅使“军阀”一词在社会上流行,还使“军阀”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

        “阀”语族的全面扩大

        随着“军阀”概念的流行,“阀”字所隐含的权势、垄断、专制之负面意显著突出,人们根据“阀”所带有的这层隐含之意来造词,形成了庞大的“阀”语族。

        商人群体中有“商阀”,士绅中有“绅阀”,金融界中有“财阀”,医院有“医阀”,教育界中有“教阀”,把持民团、鱼肉乡里者为“团阀”……文化界中的“阀”更有成灾之势:学者中有“学阀”,报业中有“报阀”,出版业中则有“出版阀”,在出版业和报业中工作的编辑群体中亦有“编阀”,文艺界中有“文阀”,连写小说的作家中都有“说阀”。政界中,则有“政阀”“党阀”和“议员阀”等等。“阀”字的造词越来越滥,男性在追求女性时,要求对方只能接受自己不能另爱他人者为“情阀”。清华大学一学生向《清华副刊》投稿控诉某些学生不经正式手续,私自把图书馆参考书拿走的行为,斥其为“书阀”。北京有“三阀”:“房阀”“粪阀”“水阀”。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有报人感于土匪气焰滔天,能够与中外官吏绅商分庭抗礼,便发明了“匪阀”一词,感叹“学阀不及商阀,商阀不及财阀,财阀又不及军阀。从前横行中国,要算军阀,然而自从匪阀一出现,叫军阀撤兵,军阀不敢不撤兵”。吴佩孚在电文中创了“盗阀”一词,有报人即调侃“盗也有阀,岂非奇谈。秀才的笔尖,也太会骂人了”。针对当时军人横暴干政的时代特色,有人还写出了讽刺的文章:人间有军阀,则天上也有“仙阀”。还有一位作者,家中豢养的狸猫率群猫回家玩耍,此猫在猫群的声势中力压群猫,作者见之便称其为“狸阀”。一名署名为“听天由命生”的文人,则创作了“十阀记”,“十阀”分别为“烟阀”“军阀”“财阀”“学阀”“报阀”“文阀”“水阀”“女阀”“粪阀”“土阀”。既然有人称争取女性权益的女权主义者为“女阀”,那女权主义者所反抗的对象则必为“男阀”。

        人们这样造词,牵涉面愈来愈广,要想抨击、指责对方,随意给对方造一个“某某阀”的名头,就可以省去许多笔墨和口舌,“阀”语族词汇的泛滥成灾就不可避免了。当时,即有人针对此现象写文感慨:“自从袁世凯死后,我们即习闻军阀这个名词,自从五四运动后,学阀这个名词又普通起来,近年来又有教阀,党阀,商阀。恐怕再过了几年,中国各界都要变成为阀了罢。”

        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与“阀”语族的起落

        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兴起,国民政府矢志北伐,以廓清军阀势力。最终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按说,“军阀”话语应当渐渐减弱了。但是,“阀”语族使用的高峰期却贯穿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使用频率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渐渐下降。

        “阀”语族的兴起虽是随着“军阀”一词的流行而来,但能够从政治层面扩张到社会生活中,究其本质还是由于各阶层、各行业中权势者的专制、跋扈和对资源的垄断,人们才创造、运用各种“阀”词来进行抨击和讽刺。虽然北洋军阀已从政治舞台消失,北洋政府也已经倒台,但社会状况却一仍其旧,并未改观。“阀”语族词汇的盛行依然拥有深厚的社会土壤。

        此外,北洋军阀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新军阀”继之又起。北伐刚刚结束,蒋桂、蒋冯、蒋唐(生智)、蒋张(发奎)之间又起战事,1930年更是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西南和西北一些地区的割据势力各自为政,争战不断。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争权夺利,人民饱受战争蹂躏,“新军阀”之名遂起。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所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开篇就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阀”语族的盛行,是政治话语向社会生活渗透的表现,“军阀”一词依然保持往日之热度,“阀”语族的使用自然也不会减退。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势力的兴起使得“阀”语族中的热词开始转向,随着日本侵华活动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成为时代主题,“日阀”“敌阀”成为“阀”语族中的热词。不仅各大报纸、书籍、宣传标语喜欢用“日阀”“敌阀”两词,国民党官员亦多次使用这两个词汇。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等人在南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孔祥熙于4月3日在中央电台广播个人演讲“汪逆组织与日阀末路”。1940年11月30日汪伪集团同日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蒋介石即在12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发表了“严斥敌阀承认伪组织”的演讲。冯玉祥也写过一首题目为“日阀自掘坟墓”的抗战诗歌。而中国共产党一方的用语习惯则有所不同,很少使用“日阀”“敌阀”这一简称,提到此时的日本军队多称其为“日本军阀”,或者斥其为“日寇”“敌寇”。溯源自日本的近代“阀”概念,在中国穿梭过风云剧变的20年代,又再次“回归”到了日本身上。“阀”确实也可以反映当时日本恃强凌弱、嚣张跋扈的形象,如此使用并不为谬。

        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日阀”“敌阀”已无需再使用,“阀”语族词汇在政治领域的出场率也就降低许多。但抗战胜利后,社会资源被有权势者所垄断的状况并未改变,“阀”语族仍在社会生活用语中不时出现。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军队逃窜于台湾,中国大陆自上而下建立了统一完善的人民政权,“军阀”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将一切资源纳入国家统一调配之中,消灭了原来由权贵、强权垄断资源的情况,同时还对原有的各行各业之“阀”的过往不法行为进行清算。如1951年11月北京市政府公安局卫生工程局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其中第二条就表示要“依法惩办有血债或有重大罪行的粪阀恶霸”。北京市的粪业工人听到罪大恶极的粪阀恶霸已经被人民政府逮捕起来的消息时,写信给《人民日报》表示:“我们可出了气了,比吃了凉柿子还痛快。”“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基础被去除,社会焕然一新,“阀”语族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大大减少。

        余论

        “阀”语族词汇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与写作中,使得在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仍会用一些“阀”语族词汇来进行表述。如1954年3月11日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在报上发表了《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考古工作》一文,即提到过去考古人才的缺乏,原因为“是在反动政府时代,地主恶霸式的‘学阀’的遏制和统治的结果”。著名法学家钱端升在1957年还被批为“是一个学阀”。直至今日,“学阀”“财阀”这类的“阀”语族词汇仍会不时被人们使用。

        1925年,署名为“云客”的作者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的阀化》一文,指出“什么军阀,教阀,学阀,慈善阀,青年阀,都是司空见惯”,连学术团体和科学家都有“阀”化的趋势,“中国便将成为一个完全阀化的国家”。“阀”语族词汇的使用最终在新中国建立后转入低谷,表明国家和社会秩序终于转向正常状态,彰显出中国革命的彻底性。

        陈寅恪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某种程度上,这一段汉语词汇的历史,尚不仅是一部文化史,而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从北洋时代到民国、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大历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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