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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对时间的记录，而时间又是记录历史的方式。在我国古代，纪年方式承担了记录历史与表达时间的重任，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由此，关于书稿中年号纪年的厘清，成为编辑案头的重要一课。
年号是以年为计算尺度的纪年方式，相较于公元纪年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为一年（平年365天，闰年366天）的计算方式，我国古代的“年”的时间尺度则依据了气象和物候的周期变化，是一种综合太阳历和太阴历而制定的时间计算方式，一年的时间平年353天、354天或355天，闰年383天、384天或385天。二者的时间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为此在为书稿中的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时，需考虑二者在“年”这一时间计算尺度上的不对称性，同时年号纪年本身亦存在较大的人为变动性（有时并不与历法规定重合），这又会令为其括注公元纪年更加复杂化。图书书稿中常见的问题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年末跨年。
此处指的是年号纪年所依托的中历年末已是公元纪年的年初，二者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这种情形是书稿中较常见的，如：
果然在迁都已成定局的时候，孝文帝就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更加彻底的汉化政策。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初二，他首先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
宣和七年十一月（公元1126年1月）下旬，金兵大举入侵，开封危在旦夕，宋徽宗束手无策，惊恐不已，急于出逃。
第一个例句没有考虑年末跨年的问题，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已经是公元495年1月13日。第二个例句虽然注意到年末跨年的问题，但此处括注有误。根据《宋史》《金史》的记载，此事发生在宣和七年的十二月下旬。
此种纪年更多的情形是，作者为了行文简洁等原因，往往只著录到“年”，不著录月、日，这样会让编辑与读者无法察觉中西纪年的差异，从而产生隐性差错。如上第二例若改为：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入侵，开封危在旦夕，宋徽宗束手无策，惊恐不已，急于出逃。
如果不是对相关史实熟知，普通读者是很难察觉此处括注的公元纪年的差错的。
2.岁首异建。
岁首，即一年的开始。岁首异建即是以哪个月为一年的开始问题。我国古代一直有“三正”之说，是传说夏商周三代历法的岁首不同，即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秦以前各地历法不同，故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史事，所根据的历法也不同。秦统一六国后，改以建亥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不改十月为正月。汉初沿用秦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至武帝太初元年五月，改用夏正。改换历法，在当时一般不会出现错误，但在后世记录的史书却极易出错。汉武帝太初改历时，已是元封七年，而改元太初后，在官方的记录中元封只有六年，故导致太初元年有15个月，有两个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跨公元前105年—前103年。如：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冬十月，汉武帝行幸泰山。
如果根据简明历史年表的话，此处纪年及其括注是看不出问题的。实际上，此条内容出自《汉书·武帝纪》，此事发生在太初改历之前，故应是元封七年的冬十月，即发生在公元前105年。
自汉武帝太初改历，夏历（今称农历）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期间仍有四次改历：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9年—24年）、魏明帝景初元年至景初三年（公元237年—239年）改以十二月为岁首。武则天载初元年至久视元年（公元689年—700年）、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曾以十一月为岁首。改换岁首会导致一年中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不同，而且在改换的当年会人为地将一年的时间尺度拉长或缩短。
当然岁首异建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中历纪年的一年很难得的完整处于公元纪年的一年中。如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1月13日—12月31日），天凤五年（公元18年1月6日—12月26日），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1月27日—12月17日），等等。这些特殊情况需要编辑格外留意。
3.一号数帝。
年号用字多选取表征美好的词汇，用词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很容易重复。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共使用年号800多个，其中重复使用的年号就有200多个。在书稿中，不同朝代的相同年号只要标清朝代名就不易出错。如乾德，使用时标明宋太祖乾德或前蜀乾德，就不易出错。但对于同朝代使用的相同年号则单标明朝代名已不能区分了。如某图录将一尊青花瓷的年代标注为：
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都曾使用至元作为年号，世祖至元在公元1264年9月7日—1294年5月10日（元成宗继续使用至公元1295年1月16日），顺帝至元在公元1335年12月8日—1341年1月17日。所以此处单就“元至元四年”而言，并不能看出是世祖还是顺帝。根据图录中收录的青花瓷的造型及色彩，其只能出现于元朝中后期，故此处的“至元”定为顺帝年号。但普通读者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所以为避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遇到这种同朝同年号的情况，还是应该加以区分。
此外，由于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仿照中国建立了年号制度，于是就出现了中外（独立主权而非奉中国正朔的藩属国）年号的重复。如天授，武则天年号（公元690年—692年），而高丽太祖也曾建号天授（公元918年—943年）；贞观，唐太宗年号（公元624年—649年），而日本清和天皇也用此年号（公元859年—876年）；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78年—1085年），而越南陈朝太宗也曾使用此年号（公元1251年—1257年），等等。所以在涉及中外交通史的书稿中，作者和编辑在括注时要特别留心区分这些重复年号，分清中外，切忌机械地将所有年号作为中国年号处理。
4.建元改元。
改元最初指改为元年，汉朝之前，只有新君即位后方改元，预示新时代的开始。年号创设后，只有在改年号时才改称元年。在明朝之前，往往一帝数号，甚至一年数号，什么时候改元全凭帝王心意。但大体上来说，古代改元多发生在希冀“除旧布新”，或祥瑞现，或灾异现时；还有一种就是新君即位时。在书稿中要特别注意新君即位当年改元的情况，如某古籍校注的一条校记：
太平兴国：北宋太宗年号（公元976年—984年）。
这是很多历史年表的著录形式。但实际上宋太宗于开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位，改元太平兴国，此时已是公元977年。所以按中历，太平兴国年号行用九年，而按公元纪年，则是八年。历史上，年末改元的情况并不多见，而常见的因改元引起括注公元纪年差错的，多是因古代史书纪年的著录方式造成的，即所谓的“后元盖前元”。这种纪年书写方式由司马光《资治通鉴》所首创，即用某年所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作为当年一整年的纪年，这种方式为后世所沿用。但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体现改元前后的情形，为此陈垣先生曾提出以“前元盖后元”，但这种方式也依然无法体现一年数元的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如今日的一些历史年表所做的，列出一年中的所有年号，并标注当年改元的时间，这样在历史书写中才能尽可能接近事件的纪年原貌。
（本文作者为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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