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作诗人”的王安石

    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诗人的桂冠是多少才人终生追求的梦想。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往往志不在此，韩愈的诗句“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便是对此种现象的一个总结。李白自述其志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当他偶然被唐玄宗用为“御用诗人”后，却有意地“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从而摆脱那顶桂冠。杜甫也始终以政治家自居：“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最终以“诗圣”的身份载入千年史册，但南宋的陆游仍为此愤愤不平：“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王安石也是如此，所以当我想为纪念王安石千年诞辰写篇短文时，这句韩诗便成为最合适的题目。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的王安石具有多重身份：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王安石在生前身后都引起巨大的争议，至今未息，且将永远持续下去。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是众口交赞，几无异议。可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并不是文学家，他27岁时初识欧阳修，后者赠诗称道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赠王介甫》），这可是文坛盟主的高度赞许。但王安石答诗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明确表示其志不在文学。进入仕途以后，王安石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与学术，虽也时时作诗，但并不多耗心力。其早期诗作中常有政治见解的韵语表述，如《感事》《兼并》《收盐》《发廪》，诗风浅率直露，缺少韵味。早期诗作中偶有艺术精巧者，如36岁所作《送裴如晦即事分题三首》之押险韵而甚工，同年所作《虎图》之用僻典而甚妥，但二诗都是在欧公座上与众客唱酬而成（分见龚颐正《芥隐笔记》以及佚名《漫叟诗话》）。安石好胜心强，在文坛盟主的座间与众人唱和时必欲力拔头筹，乃致如此。安石真正用力写诗，是在他退居江宁的最后十来年间。陈师道云：“荆公诗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后山诗话》）所以王安石真是一位“余事作诗人”的文学家。然而恰恰是他成为北宋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与苏轼、黄庭坚并称元祐诗坛三大家（王卒于元祐元年，所谓“元祐诗坛”，即指诗史意义上的北宋中后期）。那么，一位志不在文学的人怎会成为垂名千古的大诗人呢？ 换句话说，王安石在他最关注的政治、思想等方面并未达到有口皆碑的高度，而在他不甚措意的诗歌写作上反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王安石的人格、个性迥异常人。这种个性强烈的品性对政治家与思想家都是利弊参半的，惟独对文学创作倒是有益无害。王安石胸怀大志。他在《忆昨诗》中回忆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相遐希。”可见他的人生目标颇似杜甫：辅佐君王，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生不逢辰的杜甫不同，王安石获得了大展宏图的机会。神宗登基后，先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2年后又擢其为参知政事，此时王安石49岁，而神宗只有22岁。一位年富力强的宰相遇到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两人又是同样的励精图治，君臣相得，风云际会，新政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照理说此时实行变法，正得天时。对于冗官冗兵、积贫积弱等弊病，当时的士大夫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自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来，朝官们不断地上书要求变革。可惜神宗与王安石急于求成，独断专行，他们推行新政的手法与速度均与《老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精神背道而驰。刘挚形容新政说：“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苏轼则批评新政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如此一路狂奔，结果就是新政之弊病百出，以及新旧两党之势不两立。对此，神宗与王安石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史》本传称王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确，王安石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正确，而别人的异论都属谬误。《邵氏闻见后录》记载：“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虽出传闻，当亦事出有因。其实在不赞成新法的朝臣中，如欧阳修之兼长经学、史学与文学，司马光之精于史学，苏轼、刘攽之博极群书，岂能谓之“不读书”？《答司马谏议书》云：“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将不同的政见一概斥为“邪说”，将持不同政见者一概斥为“壬人”，行文固然廉悍痛快——这封仅有300余字的短书由此成为古文名篇——但身为宰执而如此看待朝中同僚，政治家的风度何在？ 当时的旧党人士，如欧阳修、韩琦、吕公著、司马光、李常、苏轼等人，有谁是真正的“壬人”？ 倒是王安石引为同道的新党人士，如被安石“朝夕汲引之”的吕惠卿，以及邓绾等人，其言行举止颇似“壬人”。此外，当神宗说到民间对新法有所怨言时，王安石竟说：“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可见“人言不足恤”的名言多半不是出于旧党伪造，而是王安石用来拒谏的挡箭牌。这种绝对自信，拒绝所有不同意见的态度，对于政治家王安石的正面作用是勇于进取，百折不挠，成为鲁迅所说的“苦干的人”或“拼命硬干的人”。但是身为受到皇帝宠信的宰辅，将未经仔细论证及小范围试行的一己之见作为政令在全国强行推开，“拼命硬干”，岂能保证一定有利于国、有益于民？谁能保证其一己之见就是毫无瑕疵的绝对真理？ 当初王安石知鄞县时，曾经“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吏人便之”（《东都事略》）。但日后知常州时不顾异议而开凿运河，却是“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愧恨无穷也”（王安石《与刘原文书》）。日后在全国强令推行“青苗法”，更是招至民怨沸腾。可见仅凭一己之见来发令施政，“拼命硬干”，往往会事与愿违，并非江山社稷之福。

    相反，果敢自信、坚持己见的性格特征对于文学家王安石倒是利大于弊。文学创作是一种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活动，它务虚而不务实，它追求个性之独特鲜明而不求大众之附和趋同，诗歌写作尤其如此。

    首先，王安石在诗歌中直抒胸臆，披露心迹，塑造了一位性刚志远的政治家的自我形象。写得最有特点的是下面两类。一是咏史诗。例如《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禄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历来咏贾生诗皆言其不遇，此诗力排众议，认为对于朝臣而言，政见被采纳才是君主的最大恩惠，至于爵禄之高低，则不足道也。又如《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孟子的政治理想高远而不合时宜，当时被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王安石的政见也不被众人认同，故认孟子为异代之知己。后人或批评二诗直率浅露，但它们旗帜鲜明地抒情述志，一位刚强自信的大政治家恍在目前，实为风格独特的佳作。又如《明妃曲》二首，论者皆赞叹其议论精警，不落俗套，除了高度自信的王荆公，谁能写出“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警句，谁又敢写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之句！ 二是咏物诗。王安石早期咏物名作有《华藏院此君亭》：“一径森然四座惊，残阴余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其晚期名作有《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前者咏竹，直截浅露；后者咏杏，含蓄蕴藉。风格虽异，但将自我品格投射于所咏花木的手法却是相同的。虽然王安石晚年对前一首甚为不满，但读者却相当欣赏，早已被人刻成诗牌悬于亭中，流传甚广，以致安石叹息“不可追改”。“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志”就是“情”，“言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抒情”。屈原自道其创作旨趣是“发愤以抒情”，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诗歌最主要的性质就是抒情，诗歌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就是抒情主人公自身。王安石的诗歌创作直抒胸臆，淋漓尽致地披露了大政治家的伟大胸怀，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大政治家的伟岸形象，正得益于其果敢自信、无所忌讳的独特性格。

    其次，刚强自信、勇为人先的性格使得王安石在诗歌艺术上戛戛独造，不随流俗。安石才高学富，进行文学创作时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他年将半百时在汴京偶作六言绝句《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被后人誉为“绝代销魂”（《宋诗精华录》卷二）。他很少填词，今存词作不足20首，但晚年退居江宁后偶尔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却在时人的30多首同调之作中独拔头筹（《古今词话》）。相传苏轼见到这两首作品后都曾赞叹说：“此老野狐精也！”“野狐精”意即神变莫测，无所不能，这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由衷钦佩。王安石的年辈晚于欧阳修而早于苏轼、黄庭坚，当时的诗坛风气正处于摆脱唐诗规范并开创宋诗风调的关键阶段。从欧、梅到苏、黄，代表着当时诗坛的主要潮流。王安石却与上述潮流乍离乍合，体现出较强的独创性。缪钺先生指出：“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论宋诗》）在“以人巧夺天工”这个方面，王安石诗达到的程度举世无双。炼字如“空场老雉挟春骄”（《自金陵至丹阳道中有感》）之“挟”字，“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之“绿”字；押韵如《送裴如晦即事分题三首》之两押“而”韵，《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之五押“叉”韵；对仗如“杀青满架书新缮，生白当窗室久虚”（《和杨乐道见寄》），“御水新扣鸭头绿，宫花更有鹤翎红”（《后苑详定书怀》）；用典如《虎图诗》之用《庄子》郭象注，《张侍郎示东府新居诗固而和酬二首》之用韩愈《斗鸡联句》句意；皆属精工巧丽，思入毫芒。陈师道评当时诗人云：“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后山诗话》）这个“工”字，真是非王诗莫属。更值得注意的是，苏、黄二人在追求新奇工巧的同时，更倾心于平淡之美。到了晚年，苏诗体现出向陶诗风调靠拢的迹象，黄诗也出现质朴平淡的倾向，而王诗却将对“工”的追求推向极致。试看两个作于晚期的例子：“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之对仗，锱铢必较，无字不对，而且这首《南浦》是七言绝句，本来无需对仗。再看“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之用典，不但“用汉人语以汉人语对”，而且句意浑融，初读不觉其用典。钱钟书先生批评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谈艺录》）其实这也是王安石追求工巧的一种表现，出于要与前人“佳句”较量一番的好胜心理，“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正是精益求精、必欲求胜的具体手段。总之，王安石诗“雅丽精绝”的优点，是其恃才傲物、极端自负的性格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我猜想，当王安石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造诣傲视诗坛时，他心中多半会涌出“君辈坐不读书耳”或是“君辈坐才不足耳”的慨叹。

    总之，王安石的性格特征对其政治家身份利弊参半，他在获得勇于进取、积极有为的声誉的同时，也遭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恶名。但对其文学家身份，尤其是诗人身份来说，这样的性格特征导致个性鲜明、不同流俗等优点，这正是王安石成为北宋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