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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纪念日里“阅读场”的形成，若仅仅把其看作是出版机构技术层面的营销策划，是一种“窄化”。纪念日里“阅读场”是出版在学界—读者之间进行双向互动后觅得的知识传播空间，可以延伸出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社会文化心理、文化生产与消费等多个命题。
2021年，鲁迅相关图书的大量出版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重要风景：手稿史料集、学者评论集、作品讲析、传记，各种品类皆有，有些图书甚至成了大众学术中的畅销书。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这是出现鲁迅出版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常见以作家、思想家的诞辰和逝世周年等纪念日为契机出版图书的事例，如2020年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20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等等，这种经典的“唤起”方式，经由知识社群或网络的传播，引来广泛参与。于是，“纪念日”渐渐成为一种阅读接受方式，有一些还引领了阅读时尚，在作家、学者、出版、读者之间形成了自足的“阅读场”。
出版潮与阅读“场”
2021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鲁迅相关的图书出版上市。温儒敏《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对中学语文学过的鲁迅课文做了更深入的阐释。《这样的鲁迅》是阎晶明为青少年撰写的解读鲁迅及其作品的普及读本。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史》对1919-2019鲁迅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黄乔生编注《鲁迅家书》，将鲁迅书信中写给家人的部分即所谓“家书”进行编注，实际上是还原了一个在家庭关系中的鲁迅，在其中能看到婚姻家庭对鲁迅的深切影响。《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一书，以《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那句“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为重要线索，编者耗时多年，为这“百来篇外国作品”理出头绪，姜异新在书中作了一篇三万余字的导言，考察了“留日生周树人”的阅读史，循着梳理，鲁迅留日期间的形象被勾勒出来：学外语、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做剪报、译小说……留日生周树人“痴迷地张望和打量世界文学的风景”。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注的《鲁迅图传》，用360多张文物史料图片图像化讲述鲁迅的生平……以上这些都是原创新著，还有多家出版社再版了鲁迅作品集、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启动了《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
鲁迅诞辰140周年，诞生了一套目前卷册与篇幅量最大的手稿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手稿全集》被认为是《鲁迅全集》之后的又一重要出版成果。这套手稿集将目前能够找到的鲁迅手稿全部影印收录，共有78册、3.2万余页，包括新发现的鲁迅致曹靖华书信，日本关西大学所藏鲁迅题赠增田涉的几种手迹等。手稿集的影印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现代文学史料，其中一些手稿，学者平时也很难看到。《译稿编》收入译稿30种，首次收录《文学者的一生》等11种译稿，第一次实现鲁迅译稿的完整出版。
如果说作为现代文学史料的《鲁迅手稿全集》是供学界研究的，那么传记则是面向更广泛的大众读者的。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再版及新版的鲁迅传记均有畅销书出现。
学者张梦阳曾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时鲁迅的传记已经有27种，“与据说已有200种传记的印度诗圣泰戈尔相比尚差得甚远，然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已属独树一帜”（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2021年初，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再版重印，出版社似乎没做多少营销推广，三联的编辑介绍，该书至12月发货量已将近两万册。按目前的图书市场来说，已经可以算是大众学术中的畅销书了。孙郁曾评价此书是鲁迅传记中“很有个性的一部”，“重要之处不在于展示了新的理念，而是他对对象世界心理冲突的详尽分析。在王晓明笔下，鲁迅神圣的一面被更多的阴郁与悲壮代替了”（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
另一部则是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明暗之间：鲁迅传》。该书1985年由日本集英社出版。日文书名是“魯迅：花のため腐草となる”（鲁迅：为了鲜花甘当腐草），源自鲁迅的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是一部大众面向的鲁迅传记，今年首次被中译出版。丸尾常喜是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与《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曾在二十多年前引进中国，他曾说“回顾起来，我所研究的关键词汇有两个，一个是‘耻辱’，一个是‘鬼’”。
《明暗之间：鲁迅传》是今年纪念日“阅读场”中的一大收获。上海人民出版社将“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的标志打在了书封上，该书出版仅四个月发货量就已有两万，豆瓣条目中的短评已有三百多条。责编余梦娇告诉笔者，这本书取得这样的阅读传播效果，一大原因就是鲁迅诞辰14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大年”；另一点则是，这本图书的定位契合了大众读者的需求，“让‘熟悉’鲁迅但是把他束之高阁的普通读者去读他，不要让鲁迅变成一种太有距离感的人物而仅仅在知识阶层传播”。
细探该书的编辑流程，这其实是一场偶然、碰巧所引起的“化学反应”：起初，《明暗之间：鲁迅传》并不是为了赶在今年出版才引进的，策划编辑薛羽学生时代曾做鲁迅研究，后去日本留学。丸尾是日本鲁迅研究界绕不开的一个人物。薛羽觉得这部通俗传记有引进国内的价值，便跟丸尾家人沟通获得版权，进入编辑流程后才发现“遇到了”一个好的时间点。丸尾常喜这部鲁迅传记引进后，钱理群评价此书，“我们在进行鲁迅研究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神话鲁迅’的包袱，而外国学者没有这样的包袱。鲁迅是需要隔开一定的距离去看他的，丸尾先生的这本传记，提供了你我中间的鲁迅这个伟大‘普通人’的心灵肖像”。
学者孙玉石曾说，在鲁迅被接受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对照来看，《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与《明暗之间：鲁迅传》这两本今年较为畅销的鲁迅传记，呈现的都不是“神圣化”的传主形象，王晓明着眼于鲁迅的内心困苦，丸尾常喜则是以“腐草”这一意象作命题，在接近鲁迅的入口上，两者似乎有一层相同的色调。《明暗之间》豆瓣读者评论中最热门的一条是“还能读鲁迅，是一种慰藉”，可反映出当代读者对鲁迅的接受面向之一。
“非鲁迅研究界里活着的鲁迅，恰证明了其不朽的价值。”孙郁的评论集《在鲁迅的余影》将视线落在学院派之外，关注广泛的知识群落对鲁迅的呼应，探讨受鲁迅影响的当代作家、阐释鲁迅思想的哲学学者，人们在“鲁迅的余影”中获得了什么。鲁迅诞辰的传播与接受已融合在不同的话语空间里，前不久，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热闹讨论便是一个印证——逝世85年的鲁迅上了好几次微博热搜，“鲁迅也会因带娃而崩溃”“躲不开鲁迅的鲁迅孙子的一生”，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均以亿为单位计算，这样的“流量”在现代作家可能再也没有第二个了。互联网作为鲁迅接受的“新场域”，普及传播与世俗化或许兼或有之，但却不应被忽略，他们是这一纪念日“阅读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索，互联网的传播度与话题性将为经典作家和文学传播带来什么，这其中有哪些社会心理因素？ 关注这些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在开阔的视域里重新召唤出远去的灵思”。
“纪念日”与经典激活
检索过去二十年间的报道和记录可以发现，其实，早在2011年鲁迅诞辰130周年时，钱江晚报就曾以《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图书纷纷出版》为题梳理了当年的鲁迅相关图书集中出版的情况。再向前追索，2001年鲁迅诞辰120周年时，相关报道记录则主要为各界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纪念研讨——这起码可以说明，当时的图书生产并没有以“纪念日”为传播策略，以纪念日为契机形成的“出版热”与“阅读场”多见于最近十年间。
如果说鲁迅纪念日产生的“出版热”“阅读热”是因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不具有普遍性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几个近年来的事例。
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新版《博尔赫斯全集》，2016年博尔赫斯逝世30周年时第二辑出版完成，阅读博尔赫斯的热情再度被唤醒，新一代的年轻人再度沉浸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那叙事的“圈套”里。1983年，中国大陆出版了博尔赫斯的第一部作品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一套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阅读风潮热了又冷，据称此后的七八年里，《博尔赫斯全集》在中国大陆几乎再也无法从书店里购买到，而在二手书市场上，原价150元的全集被炒到了2000元的高价。2015年上海译文《博尔赫斯全集》出版时，新京报以《博尔赫斯在中国的阅读与传播史》为专题，发表了一组专家文章。西川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任何一个作家如果卖得还不错，一定得死一次，有些人就死掉了，有些人如果死过一次之后又活过来了，那么他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属于那种死掉几次，依然能活过来的作家。”
汪曾祺纪念日中生成的阅读与传播似乎也循着这样一条线索。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汪曾祺全集》出齐，另有20册的《汪曾祺别集》出版。笔者从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数据库查询了一组统计数据，2019年，涉及汪曾祺主题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为80余条，2020年为50余条。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到2020年十五年间，《人间草木》共出版了大约18个版本。其实，汪曾祺作品的出版热度已经延续许多年，但在其百年诞辰时达到了一个高峰。这其中有版权授权等因素影响，一批“汪迷”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西川说，“博尔赫斯至今在全世界依然是被作家们非常尊重的，至于大众层面对他的了解程度，我也不知道”。但汪曾祺的读者接受却有迹可循，汪曾祺之女曾在采访中对笔者说，她发现，在社交网络兴起之后网上有很多“汪迷”群体，“最近五六年间，明显感受到父亲的读者越来越多”。
在近四十年间，大量世界文学陆续引进国内，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流派研究也很充分，积累了大量可供阅读文本。如学者洪子诚所说，“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被大量的书包围，每年出版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获得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如今，书架上琳琅满目，一些经典可能就埋没在这书海中，它们需要一个契机被“唤醒”被深掘，而纪念日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像博尔赫斯这样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介绍到中国的作家，经过三四十年间的接受与沉淀，翻译修订、研究者成果的溢出，足以支撑一个新的阅读热潮的形成。这些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死掉几次，依然能活过来的作家”，便在他的某个纪念日里“活过来”。
“相遇”与“错过”
探讨纪念日里“阅读场”的形成，若仅仅把其看作是出版机构技术层面的营销策划，是一种“窄化”。纪念日里“阅读场”是出版在学界-读者之间进行双向互动后觅得的知识传播空间，这更像是一次文化的社会沟通，一种唤起和回应，可以延伸出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社会文化心理、文化生产与消费等多个命题。
然而，这一模式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指出，对需求的配合从来不完全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有意识交易的结果，更不是一种对配合的有意寻求。当一部作品像人们所说的“找到了”理解它和赞同它的公众，这几乎总是一种巧合的作用，是局部互相独立的因果关系系列之间的一种相遇，而且从来不是有意识地寻求与顾客的期待或订购或需求相配合的产物。布迪厄认为这是“生产场在各种趣味中，找到其构成和运行的条件”。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位作家或思想家在其纪念日时出现了一股出版热和阅读热时，背后往往有很多潜在的“条件”，包括作家、思想家作品在当代的生命力，知识界数十年的耕耘积淀，出版机构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与传播意识，还包括存在读者群或潜在读者群，等等。
按照传播学的思路，以作家、思想家的纪念日为契机修订再版、推出新书，是出版机构主动进行“议程设置”，并试图引领阅读时尚的行为，符合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律，此外，还需要营造一个可以不大但却是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今年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说经典”四种图书，同时邀请了曹文轩、刘文飞、赵桂莲进行线上座谈分享。这其实与20世纪初一些报刊介绍传播新思想的逻辑类似——现代出版业创造公共传播平台与空间的使命仍在，知识界也始终是阅读风尚引领者。
这种做法在近几年渐渐流行，但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甚至暗含着一些消解的力量。例如有书店在图书推广文章标题写上纪念某作家“诞辰111周年”，也有出版机构打着某作家“逝世19周年”的旗号宣传图书，颇有种找由头硬搭讪之感，在读者层面引起的呼应可想而知。
布迪厄说，“若没有一群学生和知识分子或想当艺术家的人当观众，我们今天就无法想象探索电影”。同样的，在一个“唤醒”经典的时机，是否得到读者的回应，决定着这一“场域”是否真正形成，而得到哪个圈层读者的回应也影响着“阅读场”的面貌。2019年哈贝马斯90周岁，《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被社科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由学者童世骏作导言，一些书评媒体和自媒体陆续做了一些哈贝马斯的介绍与讨论，当时，有关哈贝马斯图书的出版与讨论主要在知识界，并未辐射到大众阅读层面，但仍然形成了一个自足的讨论空间，并慢慢地向空间外扩展。
如果说纪念日是一个唤醒经典的契机，那么其所形成的阅读与讨论的场域，也同时成为了一个观察当代文化的窗口。今天，当我们从纪念日里的“阅读场”这样一个“外部”现象望向经典，或许会发现，“相遇”总有一些条件，而“错过”也自有其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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